现实主义者荀子为什么说人性本恶？这个理论为什么行不通

荀子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所有的思考和行动都是围绕“现实”来展开，他提出来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礼仪、法规”等思想，为中国“法家”描摹了法治思想的远山，使得其弟子李斯、韩非子等人以此建造了“法家”的堡垒。

但也正是他执著于为人类设计遏制人性的条条框框，从而抛弃“形而上学、神秘主义”对人性教化和管束的作用，反而将他的哲学层次拉低了。

本来，按照他的出生背景，前面有诸子百家的思想已经成形，站在这些伟人的肩膀上，他有更多的可能集成和超越这些前辈们的思想，但他却舍本求末，从中摘取了一个不那么核心的东西来单独雕刻，而又因为在雕刻中丢弃了重要的部分，从而错失了本该属于他的更高远、更广阔、更璀璨、更壮丽的哲学境界。

与孟子恰恰相反，同是儒家弟子的荀子却认为孟子的“性善说”不靠谱。

“性善论”是什么

荀子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

荀子进一步强调，如果说人性本善，那孔子还提出“礼乐”干嘛，就没有必要，所以荀子提出了“性恶说”，并着重发展了孔子的礼教，强调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因此，荀子提出只有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或说约束人性的方法，“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

也就是说，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人人可为尧舜”，但荀子的方法不是发扬“善”，而是遏制“恶”。

如果只是到这个层面，我认为，荀子与孟子不相上下，一个提出来发扬人性中的“善”的方法，一个提出来遏制人性中的“恶”的方法，那么再来一个儒学大师，将两者有机结合，就能够将儒家推到更广阔的地域。

但荀子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画蛇添足地抛弃了先验(形而上学)的道德内涵，企图用纯粹的“礼仪、制度”来教化人性。换句话说，在荀子那里，人们遵循某个法则，仅仅是因为这个法则的条例，而不是这个法则背后的无形掌控(超自然的力量或神)。这就是彻底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观。

用一句简单的话说，荀子是用一种可以“量化”的方式来管理人性。这是一种建立在经验主义上的智慧，在现代企业管理里，“量化”是一个常见的概念。

在此我们略为分析一下“性善论”和“性恶论”，我们不做对错的分析，只对两者对人类社会的建设性分析。

“性恶论”更有益于人类整体身心健康发展

我认为，相对于“性恶论”，“性善论”更有益于人类整体身心健康发展。

试想，假如人类整天处在互相防范、互相恶看的环境中，其心灵无疑是很容易扭曲、变态的。当我们知道了人性本恶，我们就无可避免的处处去揣测别人的心机，不仅会让我们丧失了判断力，还会让我们心累。那么，这样的生活有还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

此外，如果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感受，一定是友善、互爱、柔和、亲昵的感受。如果人的本性就是恶的，无论用什么样的教育和环境，都难以将这种感受注入到人的内在之中。

但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分析，“性善说”与“性恶说”实际意义并没有那么大，两者其实也是殊途同归，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要引导人向“善”，所以过分的强调“性善”或“性恶”意义不大，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行动和目的——即怎么引导人变好。

那么就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较真，使得荀子失去了众多人对其好感，从而将自己孤立于世，从某些方面来说，荀子不具备对其哲学思想界限把控的能力，或者说缺乏一定的灵性、太过于严谨、刻板，从而使其没有领悟到哲学更高层面的所在和意义。

荀子在礼教上走了下策，贻害无穷

前面我们说了，荀子主要是继承和发展孔子的“礼教”，将其法规化、制度化。

我们知道，“礼”在孔子那里，不仅仅是一种礼仪和规范，而是有着“形而上学”等更高层面的意义，或者说具有一种与天连接的“道德内涵”。

“性恶论”在现实中行得通吗

《论语乡党》详细记载了孔子不同场合的言行举止、礼仪示范，可以说，孔子对礼仪有发自内心的“敬畏”，其对“礼乐”的重视不仅在于外在表达，还在于内在的性格涵育。

但荀子毫不犹豫走向了彻底的现实主义，他将“礼教”作为一种对人性的约束和规范，而忽视了对人心的教化，所以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一种“冷酷、刻板”的表面礼仪。

任何的事，没有内心的参与，光靠外在的规矩，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问题的，往往造成的后果就是“冷漠、冷酷”甚至“残暴”的治理氛围。

比如其弟子李斯跟他学了帝王之术(《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但因为其没有形而上学层面的熏陶，所以总会在行政中过分的强调法规的冷酷，因而带领秦朝政体走向残暴的局面。可以说，秦朝的昙花一现与李斯主导下的政策有着莫大的关系。

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在这里，苏轼说荀子讲的是王道、礼乐，而李斯却以其学乱天下。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荀子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高深莫测，而且具有相当的实用性，因此才会让学习之人能成大事。

但终上所述，由于荀子的“圣道”缺乏对“形而上学”的敬畏和追崇，所学之人尽管有“成帝王之术”，但不具备“治人心之道”，从而人性不会得到真正的遏制，甚至会钻法规的漏洞。

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荀子的哲学努力就变得不那么的重要，甚至因他造成“法家”后来一直在边缘挣扎的走向，即使偶尔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也很快被推翻，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对社会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伤害。

比如王安石变法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在整体上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是强国强兵，但由于在过程中缺乏对人性的根本把控，一味的靠强势法规推导，反而被不肖之徒利用，从而迅速瓦解。晚年，王安石在归乡的路上，所听到的都是骂他的声音。

究其根本，就是这些法规没有在形而上学对人性的管束之下来运营，人们看法规不是看到“因果报应”的规律，而是看到利益的“套现”漏洞。

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我认为，荀子发展“礼教”应该尊崇孔子所提出来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形而上学层面，并从这一个层面建立“礼教”的框架，这样细化出来的法规才更能造福人类社会。这才是上策，但遗憾的是，荀子却选择走了下策，丢掉了这个重要的部分，从而带来贻害无穷的局面。

荀子在政治上的独特见解

荀子在政治上，并非如众多学者所说的作了较大贡献，相反是打开了“尔虞我诈”的魔盒

很多学者认为荀子的贡献，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他为政体的建设提出了理论，比如其提出的“隆礼重法”概念。

在这里，“隆礼重法”，就是由礼入法，由国家将礼强制化，让人人遵守。

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法”的作用就在于对人的利欲之心作出限制，这用在政体中，就可以确保公共秩序正常运转。

从某些方面来讲，荀子提出来的礼法的确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他也是构建了法前人人平等的框架，即“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在封建专制时期，是非常具有超前性的思想。

但他的问题是，在执行过程中，这个法规并不能触及到人心，不能周全到每一个角落，总会有漏洞，甚至无法管束掌权者的滥用职权。而且，当利益问题出现时，这个“王法”并不能阻挡人心的“奸巧”。

但如果是有“形而上学”与之并行，那么人性就不那么容易犯恶，比如“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些形而上学的格言就会有一定的约束力，人的“良知、良能”也会是人们生活中的主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法规才会更有力量。

“性恶论”其实是想遏制“人性之恶”

实际上，孔子、孟子的等包括诸子百家都有一个初心，就是教导人们遏制“人性之恶”，企图为当时“道德沦下”的社会找回正向的价值体系。简单说，他们都倾向于用“善”的美好引领人心，以此将人性之恶封闭在“羞耻之心、道德伦理”之下。简单说，孔子、孟子都是不揭开人性，只是用善来感化。

但荀子却不同，他要将人性之恶的摆到台面上来应对，虽然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已经开启了人性之恶的魔盒。当他打开了人性之恶魔盒的时候，就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举一个例子，当一个小孩子犯错了，最后的教育一定不是揭露之后再来教育，而是给他用旁敲的方法引导。从某些方面来说，揭露人性就是抹杀了他的尊严，当一个人没有了尊严，他就更加无所顾忌了。

所以说，荀子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犯了大忌。当人们被人性本恶的理念吞噬，他们必然开始相互防范、算计，这一表现在历来官场上最为显眼。当人进入到那个环境里面，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学习如何防范、专营，他不会单纯的相信“诚实、仁义、努力就有回报”这些东西的作用，因为荀子说了嘛，人性是恶的，所以你要去防范。

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几千年封建官场环境上的尔虞我诈，都是受秦朝政体的影响，而这正是荀子的弟子李斯与赵高开启的引流，你防范我、我防范你，你整我、我整你，这一代价造成的就是人们整体认知水平长期的低维挣扎，从而造成整个社会没有创新——因为人的精力都用到如何保住自己的利益上面了。

在此，我需要强调一点，我是从荀子的哲学内核去分解其哲学的价值，并不是在细枝末节上去解读，所以我否定的是他思想内核的缺陷。所以，有可能你认为在细枝末节上荀子说得很有道理，但并不能代表他的哲学价值的核心很有价值。我认为，如果核心上有问题，细枝末节上的正确并不能代表什么。

就好比一家企业的发展，如果在战略上有问题，他在战术上如何正确，最终他都要承担战略错误的后果。

从总体上来说，荀子的哲学价值没有被其发挥出来，甚至可以说被其从根本上带偏了。可以说，尽管他发现了一个价值无限的宝藏，但被他浪费和毁坏了，至今没有得到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