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真的存在？我们可以先看看“康熙盛世”是怎样的情况

清朝有没有盛世，康雍乾时期是否出现过盛世?后世对此存有很大的争议，清代确实出现过“康熙盛世”和“康乾盛世”，那么盛世究竟有哪些标志的事例?我们就以康熙盛世为例，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总观清代历史，能够表明康熙年间出现过“康熙盛世”的依据，这些依据主要有六项标志。

其一，地广国强

当时的大清武功赫赫，军威无敌，领土不许侵犯，安全不允威胁，内政不得干涉，庄严不容冒犯。疆域辽阔，版图多达1100万余平方公里，国土之广，位居世界第一。康熙帝玄烨也被外国人尊称为天朝大皇帝。

其二，百业兴旺

康熙时期耕地面积多达700万余顷，农、工、商业比较发达，城市较为繁荣，物产比较丰富，人口也有较大的增长，比顺治年间增加了近百分之七十。

其三，国库充盈

顺治末年，岁缺饷银400余万，国库空空如洗。康熙六年总算有了结余，国库存银240万余两，十二年为2135万两。三十三年起，到五十八年的26年里，除两年是3836万和3998万两意外，其余年份每年国库存银都在4000万两以上，其中四十八年达到5000万两。国库存银之多，空前未有，也是当时世界之最。

其四，文化发达

学校遍布全国各省府、州、县。书院林立，新建书院530余所，修复和重建前代书院240余所，加上顺治年间新建和修复的400多所，总数近1000所，较诸历代前期，北宋有书院70多所，南宋为400多所，明代最多，也不过500余所。康熙年间书院之多，前所未有。

并且，不少书院的院长和主讲者，多是一代宗师、文坛泰斗和知名学者，像黄宗羲讲学于海昌，孙奇逢讲学于内黄，李隅主东林书院，颜元讲于漳南书院等等。此外，康熙还委派翰林出身的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如徐元文、张玉书、陈廷敬等得力大臣为总裁，编纂了一批颇有价值的书籍。比如：

《康熙字典》，收字47043字，字数之多，超过以前编写的任何书。《康熙字典》，在辩形、释义、注音、引例等方面，也比过去的字典更为细密、完备和确切。

《清文鉴》，21卷，满文字书，保持了官方通行的书面语的规范与纯正，便利了满文的流通和应用。

《佩文韵府》，440卷，是专门汇辑诗词歌赋词藻的类书。

《子史精华》，160卷，是将子部、史部古籍中可以“资考证，广学词”的有关资料汇集而编成的一部类书。

《全唐诗》，900卷，是唐诗的总集，收诗48900余首，作者2200人余人。康熙自夸此书将“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咸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亦”。

《明史》，从康熙二十一年，以王熙等大学士、翰林院学士为总裁、监修总裁官起，到六十一年完成全稿，共310卷，后经雍正、乾隆略加润色，编成322卷，人们公认此书来五代以来所修各史中最好的一部。

《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主要是文史大家陈梦雷所编，经大学士蒋廷锡等人奉雍正帝旨意，对其中类目名称和卷数作了一些改动，将作者之名改为蒋廷锡等“奉敕撰述”。这部类书总计约1.6亿字，对古典文献进行了一次分门别类的全面清理和总结。

其五，清官辈出

官员的操守、吏治的清浊，是关系到国家民生的大事。入关初期，多尔衮曾痛斥“明朝之破坏，俱由贪墨成分”。清朝有识之臣，亦主张“天下治乱，视百姓之安危，百姓之安危，系守令之贤否”。所以，康熙对官员的要求是“清、慎、勤”，将“清”列为第一位，不止一次谕称“做官之要，莫过于公正清廉，地方大吏，以操守为要”。

康熙十六年夏，康熙帝“以御笔格物二大字、清慎勤三大字石刻”赐给日讲官陈廷敬、叶方蔼、张英。因此，康熙帝不断地嘉赞清官，擢用廉吏，保护清官，宣称不保全清官，则“清官何所倚恃以自安乎”。

在康熙提倡、嘉奖、擢升的鼓励与影响下，不少官员严以自律，康熙年间清官辈出。像于成龙、汤斌、陈瑸、彭鹏、张伯行、叶方蔼等是清官中的典型代表人物。《清史稿》在叙述了这些贤臣事迹之后，写了两段结论性的评语。一为：“康熙中叶，天下乂安，封疆大吏多尚贤能，奉职循理。”二为：“康熙间吏治清明，廉吏接憧而起，圣旨所以保全诸臣，其效大矣。”

其六，木兰秋狝和避暑山庄

这一点需要重点来讲。“木兰”二字是满语音译，意思为“哨鹿”，即行围猎捕鹿羊等兽，此乃满族祖先酷爱的活动。“三藩之乱”初期，满兵不仅在数量上难敷平叛之用，质量上也令人不太满意，军队缺少训练，顺承郡王勒尔锦等王、贝勒又怯战惧敌，因此八旗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不断战败。

康熙帝深感八旗并疲弱，贻误用兵，决定整饬戎伍，加强训练。同时，也为了增强满蒙联盟，遂根据太祖、太宗多次行围练兵之祖制，创立了木兰秋狝制度。

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康熙帝巡视近边，科尔沁、喀喇沁、敖汉、翁牛特、巴林、奈曼等部蒙古王公来朝行在，喀喇沁多罗郡王扎什等还奉谕率兵丁1500名做向导。二十四年四月，康熙帝再巡近边，带领满汉大臣八旗劲旅，会合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及喀喇沁部的3000蒙古骑兵，一边射猎习武，一边勘测围场。

于是，康熙帝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东四旗接壤地区建立了木兰围场，东西相距300里，南北直径近300里，周长1000余里，总面积约为1万平方公里。围场四周，在各隘口以木栅或柳条边为界，设立了40座巡逻的卡伦，场内划分了67个小型围场。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阿拉噜科尔沁部多罗郡王色楞额驸等人管理围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始设围场总管。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二月，康熙帝以平定三藩之乱，往盛京祭告祖陵，带领八旗王公大臣兵丁出关，沿途多次行围，亲自射杀老虎40余只。有时，一日连毙5虎。十二月，康熙帝下谕确定秋狝之制，规定一年派京城八旗兵士12000名，分为三班，每次行猎，拨兵4000，于四月、十月、十二月令其前往行猎，部院衙门官员不谙骑射者居多，亦一并派出，令其娴西骑射。

围猎是相当严格的军事训练，从行军、出哨、布围、合围、射猎到罢围，以及驻跸安营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违者治罪。康熙帝后来每次带着皇子皇孙出巡行围，活动十分紧张，也很劳苦，“往来风沙，风尘有所不避，饮食或致不时”，从早到晚，都在马上度过。

另外，康熙帝也多次在京举行大阅，操练军队。由于康熙帝对整饬戎行的重视，勤操练，严赏罚，使八旗军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得以肩负重任。

从北京到木兰围场，千里行军，上万人人员的沿途食宿、供应安排相当困难，早期又限于财政不甚宽裕，故一般是安营扎寨，住帐篷，既费时费力，又不方便，不舒适，不安全。从康熙三十三年起，国库充盈，每年都有大量结余，于是便大行修宫。

从四十一年到六十年，相继在古北口外到围场之间修了17座行宫，大约是30里有一座行宫。四十二年，康熙帝来到热河下营，看到此处“山川多雄奇，且去京师至近，奏章可朝发夕至，综理万机，与宫中无异”。因此，他决定在此修建行宫。

康熙帝亲自勘测、设计和指挥，调来大批民工，进展很快。五十年，宫殿区建成，康熙亲书宫名为“避暑山庄”，并题额山庄之36景，命内阁学士沈喻绘画，康熙赋诗入画，定名为《避暑山庄图咏》。

二十年后，乾隆皇帝从六年起，到五十七年，大规模扩建避暑山庄，增建了大量亭台楼阁。乾隆还新修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等，连康熙时期修的溥仁寺、溥善寺，共合12座大寺庙，人们习惯性称为“外八庙”。

自三藩之乱后，大清王朝趋于稳定，国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官员清正廉明。不管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来看，都是历代王朝所无法企及的，所以称之为“康熙盛世”，其后乾隆又开创了“乾隆盛世”，并称“康乾盛世”，这近百年的时间是封建时代的巅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