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在位时为何要变卖家产，想法设法减少开支？全因国库亏空

咸丰三年四月初十日，应兵部尚书桂良的奏请，皇帝朱批后，内务府向皇帝递交了一份名为《内务府奏查明库存金钟分量及抄产变价银无存折》。

一封变卖“家产”的朱批奏折

在这份递交给皇帝的奏折中，内务府查明其下属的广储司银库中原来收存有大金钟4口，小金钟16口。由于在嘉庆二十四年的时候，由皇帝调拨使用大金钟一口，小金钟16口，所以仅剩下大金钟3口，总重约三万三千两。并且内务府已经找金匠对大金钟的成色进行了验看，随时可以将金钟融化，提炼黄金。咸丰皇帝在奏折后朱批到：著派恭亲王奕䜣、工部尚书翁心存，会同内务府认真妥办，钦此!

乍一看这份奏折疑点重重，兵部尚书为什么会让内务府清查银库中珍藏的金钟?他的手未免伸的太长了。而为什么内务府在清点金钟的同时要查验成色，并且准备融毁呢?咸丰皇帝又为什么会批准“毁弃”祖宗留下的宝贝呢?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南方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导致大清南方政局糜烂，尤其是江南重要的赋税大省，无法按时完成每年上缴中央财政的税银，但朝廷又频频用兵，导致户部银库入不敷出，大清财政系统难以维系，万般无奈之下高层官员才出此下策，咸丰皇帝为了稳固统治才“从善如流”。

“化钟卖铜”换银子

早在咸丰元年，户部就请求过咸丰皇帝动用内务府银库的內帑一百万两来接济兵饷，押赴前线军营。到了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的实力进一步扩张，前线吃紧，所以兵部尚书才上奏折恳请皇帝将内务府珍藏的金钟融化，充作军费。面对这样的要求，咸丰无法拒绝，所以就安排恭亲王奕䜣亲自负责。

奕䜣等人在将三口乾隆皇帝留下的金钟验明正身后，按照咸丰的意思：金钟融化后，分别铸造成各重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不等的金条，并镌刻上皇帝年号，以便流通。

最后从咸丰三年六月初六开始融化到当年十一月初三，这三口金钟一共倾得金条八千五百零三块，获得总重二万七千三十两的黄金。按照当时奕䜣、翁心存等给出的一两黄金兑换十五两白银的汇率，这次融毁的金钟可抵405450白银军费。

在兵部开始向皇帝哭穷，要皇帝融化金钟之际，户部也不甘人后，在咸丰三年五月请求将宫廷、园囿内所积存的铜器拿出来送到户部的钱局融毁，铸成铜钱使用。并举出康熙年间为了平定吴三桂的叛乱，康熙皇帝将宫内的佛像拿出来铸成罗汉钱的例子，来让咸丰同意这个请求。

为了大局考虑咸丰皇帝命内务府继续清查积存不用的铜器，查得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奉宸苑四处所藏不用的铜瓶、铜香炉、铜鹤等等陈设，甚至包括旗杆上的铜顶，门上的铜钉、屋檐上的铜网，一共收缴了八千四百七十四斤铜器，全部运往户部，铸成铜钱以供使用。

“一地鸡毛”的大清财政

可就是皇帝和内务府这样砸锅卖铁式的输血，还是无法满足户部财政的缺口。咸丰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户部又请皇帝让内务府继续拨发银两，就连军机处没钱了也找内务府，要求支应两千二百五十两银子做吃饭、办公用品消耗使用。可内务府也不是印钞机，在清查完库房所剩银两后，内务府给出的答复是：按照惯例每年九月份的内务府银库应该有五十八、九万的银子供各处使用，可是现在库里只有四万九千两银子，连维持宫廷日常运转都不够。

面对內帑、国库都一干二净的情况，地方财政和税务部门的收入又怎么样呢?

以江西九江税关为例，按照嘉庆年间的定例，九江关每年的收入不能低于五十三万九千八十一两白银，其中要缴纳给中央财政十七万两千一百八十一两。但是在咸丰三年正月和二月间，一艘商船都没有从该处经过。到了三月间：每日过关十余船或一二十船，所收税银十余两或数十两，且间有一船皆无之日。

面对这样的情况九江关监督义泰只能请求皇帝九江关不再按惯例如数缴纳税银，而是有多少缴多少。到了咸丰四年，较为富庶的粤海关，也开始由两广总督叶名琛牵头上奏，“晃点”咸丰。奏折中叶名琛请将每年粤海关额定上解的三十万两银子，每年按季分批拨发，每批上解七万五千两银子。

据叶名琛的说法：这样做一是可以缓解朝廷较为困顿的财政，二是怕粤海关到了缴纳税银的时候，三十万两银子因为其他各项支出凑不齐了。面对这样“周到细致”的考虑，咸丰皇帝当然批准了。可是到了第二年内务府盘点账目的时候，粤海关的税银在前一年缴纳了第一季的七万五千两银子后，“余皆未见报解”。

更为窘迫的是时任两江总督署苏州织造的大臣怡良。他在咸丰四年的折子里向皇帝“摊牌”：因为军情吃紧，苏州织造今年的绸缎布匹做不出来了，实在是没钱了。

可这次咸丰皇帝没有体贴他。因为这些织品是要用来赏赐外藩的，因此咸丰让怡良无论如何想办法开机织造，哪怕只能织出一半也好。看起来这项重要的开支，数目应当非常巨大，可事实上，这项工作只需要有六万五千四百两银子购买材料即可开工，由此也可见号称江南繁华地的苏州当时的社会经济被太平军摧毁的有多严重。

在咸丰五年内务府递交了一份各地税关拖欠银两的账目。截止到咸丰五年，各省二十一处税关、盐场等地，一共欠银八十万三千九百八十四两余，而地方财政仅山东一省就拖欠国库一百二十六万两白银。

为了勉力维持宫中用度，咸丰皇帝又吩咐太监史进忠、王福寿向内务府广储司银库交出金册五份、金宝四份，银子九千零三十两，其目的与焚化乾隆时期铸造的金钟一般。可宫中所藏的金册、金宝多是册封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时的凭证，咸丰连祖宗的“身份证”都要化掉换钱，也真的是太难了。

“不择手段”减少开支

面对国家财政左支右绌、江南税源地被太平军荼毒、各地办团练又要截留地方财政的局面，在采取饱受诟病的“捐纳”做开源的办法之外，剩下能够缓解财政困难的方法唯有节流而已。

作为大清的立国之本，八旗子弟的钱粮和各项恩赏是财政的一大笔支出，所以户部从咸丰三年就向皇帝上奏折，请求将宗室王公、觉罗以及八旗子弟的“红白事赏银”一并停止，甚至包括内务府上三旗包衣奴才的钱粮全部停掉，用以节省经费。

这里要解释一下清代八旗的“红白事赏银”制度，相当于是今天在日常工资之外的政府补贴。从雍正元年开始，皇帝为了维持底层八旗兵丁的生计，从内库拿出90万两银子，将这些银子获得的利息用作八旗和内务府包衣的婚丧嫁娶之用。

按照规定：普通的旗丁结婚可获得赏银4两、丧事可获得8两，其他高等级的骁骑、护军等各视等级高低给予不同等次的赏银。可以说“红白事赏银”这是一项关系到所有八旗子弟的奶酪，轻易动不得。

但为了缩减开支，同时又不动摇国本，咸丰皇帝同意了内务府提出的折中处理办法，即：停发所有八旗兵丁的“红事赏银”，“白事赏银”则按照道光二十三年的定例削减两成，等到今后经费充裕，再恢复旧制，可这项补贴的削减一经启动就再也没有恢复。

从基层群体的福利上减少了笔财政支出后，不得已之下，皇帝又将目光瞄到了自己的列祖列宗身上。

咸丰四年五月十八日以太子太保祁寯藻为首的大臣们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遵议撙节东陵库款折》。这份奏折是根据咸丰皇帝的指示，请求“撙节”(节省)清东陵日常维护先祖陵墓的花费，将陵墓多项经费支出减半。

可就是这样咸丰皇帝还觉得不够，索性又将清西陵的各项经费支出比照清东陵减半。要知道咸丰的父亲道光皇帝就埋葬在清西陵的慕陵，由此也可想见彼时的咸丰皇帝能做出这样的决定面临着多大的难处。

受很多清末野史、文艺作品的影响，咸丰皇帝在我们的印象中，不过是个贪鹿血酒、好美色的庸庸碌碌之辈，既没有抵挡住英法联军的侵略，又培养出了慈禧太后这个“王朝杀手”。可是咸丰皇帝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形势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更是一片狼藉。清军和太平天国的内耗，不仅摧残了当时的经济体系，更涂炭了半壁江山，导致国家财政困难，皇帝难为无米之炊。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些事情来看咸丰或许无能，但却绝不昏庸，对比明朝灭亡时那些坐拥金钱百万，却不肯拿出来赈济灾民、报效国家的皇族来看，咸丰皇帝与他们不啻于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