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表梳理历史朝代顺序
大家好，小编今天想给大家带来一篇精彩的历史故事，这件事讲的是关于宋代时期，铜钱的发展，以及铜钱外流的途径。
宋代铜钱的外流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回赐，二是博买，三是走私。
铜钱只是回赐物品的一类，其数量并不大。但有时也达到上万缗的数目。如熙宁十年，宋政府回赐给注辇国王钱81800缗，元丰二年又赐给三佛齐64000，元祐二年宋回赐给交趾钱10000贯。贡赐贸易从经济角度来说，宋政府得少失多，回赐的价值都超过贡物价值。例如，元祐二年回赐给交趾钱1万贯，而其“进奉物价九千四百九十四贯”。
苏轼曾指出：“馆寺赐予之费不可胜数…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夷获不赀之财。”朝贡贸易不仅耗费大量回赐而且众多商人冒称贡使，骗取回赐，势必导致市舶抽解的减少。因此，宋政府严格限制朝贡贸易，规定了各国朝贡的人数和规模，禁止商人伪称使节进贡，以减少回赐之数。贡赐贸易处于宋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由于宋政府的严格限制，铜钱由此外流为数不多。市舶司建立之初，宋是“以金银、铅锡、杂色帛、瓷器”与番商交易。
大多数时候宋政府并不是用铜钱直接博买，而是以度牒、师号、银两等折支。而且在嘉定十二年规定了止以绢帛、瓷、漆之属博易，取消了金银、缗钱等的博买。在博买行为中，宋政府是主体。铜钱走私遍及全国沿海各地。“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包恢，在《敝帚稿略》中详细分析了铜钱走私的状况、原因和方式，“漏泄之地非特在庆元抽解之处，如沿海温、台等处境界，其数千里之间漏泄非一。”
而且“抽解之司无一处不漏泄，庆元之外，若福建泉州与广东广州之市舶两处无以异于庆元，而又或过之”。“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番舶，广东之钱聚而泄于广之番舶”。番商深入遐陬，在市舶司管理不及的地方贩运铜钱，逃避检查。真德秀主管泉州市舶时曾指出：“(番舶)漏泻于思、广、潮、惠州者多，而回(泉)州者少”，以致泉州市舶收入递年减少，嘉定间某(按：指真德秀)在任日舶税收钱犹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才收四万余贯，五年止收五万余贯。
正因为这些地方有利于贩运禁物、逃免检查，在广东澄海隆都后埔宋代佛寺遗址出土了两宋铜钱1800多斤，年代最晚为景定钱。当时佛寺前是出海港，佛寺则是海商集会之所。这些铜钱，是蕃舶收买而因故未能启运的走私品。杜经国和黄挺二先生认为可能是日本商船的走私品。至于具体为某国商人所遗留已无法确知，但这批停放在港口边的为数不小的铜钱肯定是准备走私外运的。走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方式之一是潜藏于船底。“检空官一过其上，一望而退，岂尝知其内之所藏”，其实“船底莫非铜钱也”。
方式之二是事先“积得现钱或寄之海中之人家，或埋之海山险处或预以小舟搬载前去州岸已五七十里，候检空讫，然后到前洋各处逐旋搬入船内，安然而去”。方式之三是在境内将铜钱熔铸成铜器，再运到海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祜元年十月丙戌条载：“广南蕃舶多毁钱以铸铜器。”权度支判官李申奏请重赏告发者，以杜防私铸。走私活动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铜钱的走私贸易中利润丰厚，海商为求厚利逃避关检。
《敝帚稿略》载：“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每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似此之类奸民安得而不乐与之为市”。由于重利的驱使，一些海商甚至可以冒生命之险。绍兴十三年就有“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人洋，舟重风急，遂沉于海”。宋朝的水军也不能抵挡厚利的诱惑。“屯驻水军去处，每月多是现钱支给，此钱一出，固不可复人钱自本州支出，则城下大舟径载人番国矣。”高额的利润使宋政府的禁令显得苍白无力。
走私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商勾结。官商的勾结使铜钱外泄成为不治之症。有的海商是地方豪强，称霸一方，使地方官不得不依附于他。例如，《宋史·苏缄传》记载的樊姓海商，叱咤于广州一带，地方官新到，先须前往拜谒，然后上任。就是这些“有势力者，官司不敢谁何，且为防护出境”，以致“铜钱日寡”。有的市舶官接受海商贿赂，或付钱给海商贸易，分享利润，如《敝帚稿略》卷一所说“官吏不廉不公，例有所受而不从实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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