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靖难之役的影响是什么？靖难之役为日后的党锢之祸埋下祸根

明祖“家天下”的思想极浓，又鉴于元代王室孤立无援，内不能制民变，外不能屏障中央，要使国家能长治久安，非靠自己的子孙负起捍卫国家的责任不可。这比武将出征镇抚，更可安心，于是封皇室子孙的制度便实行起来，借以控制出征镇抚保卫国家的军事职权。明代封诸子为藩王，有爵位、藩禄、封都及王府一套完备的官制，共封了二十五位藩王，各负有保卫国家的军事职权。

在制度上，通常藩王有三护卫，但太祖又可视需要而随时增加藩王之兵力，藩王并可率领将官都督府都司卫所兵出征，因而军事职权甚大。这种政策无疑是想把保卫国家的责任交到藩王身上，以嫡长子在京都做皇帝处理朝政，封诸子于全国各地，“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明代宗藩所以能严重影响国家及社会，正因明太祖对朝廷的功臣宿将不信任，而扩充了皇帝子孙的势力。由于藩王拥有军事职权，而军事力量，往往是夺取政权的重要因素。因此，皇帝与宗藩间渐形成对立的关系。亲王持有兵权威胁朝廷的问题，早在东角门的密议及太祖遗诏中已充分流露出削藩的决心。

由此遗诏看来，惠帝禁止诸王至京奔丧，很明显是为了避免对皇位有威胁。同时王国所在地的文武吏士必须听朝廷的节制，显然，惠帝站在朝廷立场想控制诸王，不欲其有独立的势力;并且在当时社会充满皇位应以长子嫡孙来继承的传统政治观念下，皇位不容亲王有所威胁和篡夺。相反的，诸王见到这样充满削藩气氛的遗诏，自然对惠帝很愤慨，对谋臣也是忌恨。

惠帝削藩

惠帝即位后，实行削藩政策，委实也改变了明太祖原有封诸子为王持有兵权保卫国家的制度，自然激起诸王反抗。所以在这种矛盾下，皇帝与诸亲王间的对立，更进一步走入纷争的旋涡。所以建文时代，削藩政策便急遽地进行开来。亲王中较长者如秦、晋、燕、楚诸王等，在洪武时代都曾率领几十万大军征讨外患，身临战阵而有战争经验。尤以北平的燕王，据于险要的地理形势，士马精强，又是位雄才大略的亲王，实是朝廷的劲敌。

诸王拥有兵权固然是建文朝的威胁，但在亲王对朝廷尚未有行动前，朝臣黄子澄、方孝孺、齐泰所拟定的孤注一掷、积极以武力削藩的政策，违背了太祖既定的封藩制度，在诸王没有明显值得削夺杀戮之罪时，首先对亲王加以残杀征讨，实给予亲王举兵的好借口。

“靖难之役”的经过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听从其谋主僧道衍之言举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史称“靖难之役”。惠帝曾命耿炳文、李景隆率师征讨，唯屡战不胜，幸济南为铁铉、盛庸固守。既而燕军又为盛庸败于东昌，燕王乃回师，此后两军相持约三年。建文三年，曾有宦官密报宫中虚实，燕王乃大举南犯，由徐泗渡江径趋京师，惠帝不得已贬齐泰、黄子澄于外，并下诏罪己，请割地罢兵。燕王不许，京师遂陷，宫中火起，惠帝不知所踪。燕王乃自立为皇帝，是为成祖，改元永乐，肃清旧臣，杀戮惨绝，并复周、齐、代、岷四王国，改北平为北京，设顺天府，徙富民以实之。至永乐十九年，成祖徙都北京。

削藩失败的分析

由于削藩而促使建文时代的倾覆，再把参与国事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辅政时所施行的削藩政策，加以分析评论，先就朝廷军事削藩与亲王战争而论。我们认为在举兵之先，居于宰辅职位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必须要了解当前的局势。明初太祖封亲王有二十四位，封都遍及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并且在封建制度的原则上，诸王有守镇兵及护卫兵，遇有紧急，亲王有权调遣将领及率领卫所官军捍卫国家。何况亲王中较长者如秦、晋、燕、楚诸王等，在洪武时代都曾率领几十万大军征讨外患，身临战阵而有战争经验。尤其是封于北平的燕王，据着险要的地理形势，士马精强，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亲王，实在是朝廷的劲敌。

在这样的局势下，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只顾积极地以军事行动削藩，而以孤注一掷的政策废除亲王，使亲王置于死地，自然会引起皇帝与亲王间直接的血战。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以积极军事行动削藩政策的结果，带给建文时代朝廷的不是成功，而是加速的灭亡。由于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辅政时，积极实施战争杀戮的削藩政策，使燕王更有理由加速举兵向朝廷进攻夺取皇位，这确是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决议施行这样削藩政策的不得当。

再看削藩政策施行时，放归燕王三子的错误。明太祖死去刚足一年，周、齐、湘、代、岷诸王相继削除，接着便是袭击燕王了。当时燕王三子皆在京师(南京)，而燕王忧惧，不敢起兵，则称病乞三子回北平，既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已拟定削去燕王，与燕王准备血战，就不该放归燕王三子，如拘留于京师，亦可羁縻燕王，但事实则不然。当齐泰、黄子橙议决放归燕王三子，尚未及“示彼不疑，袭而取也”，燕王立即起兵叛变。齐泰、黄子澄身居宰辅职位，其筹划议决政事则如此肤浅可见。

又如燕王起兵，齐泰、黄子澄议决战略及遣将之不当。黄子澄与齐泰之议，命一位轻浮而无将才的李景隆率倾国五十万精兵北征，又是失策。黄子澄等无知人善任之才，难怪有雄才的燕王大喜云“其众适足为吾资也”。假若事先齐泰、黄子澄议决不遣燕王三子返回北平;当耿炳文败处不撤还，令戴罪仍守真定，不以轻浮无将才的李景隆代将，再以山东济南之能将铁铉继其后，则燕王不敢离北平取大宁，可免郑村坝、白沟河丧师数十万，燕王便不能顺利地南下篡位，明代似可另成一个政治局面。

历史上靖难之役的影响是什么？

成祖对付异己手段的残酷，杀戮的冤滥，都不亚于太祖。正因藩王有过军事力量发生夺皇位与皇权的事实，成祖对宗藩更严加防范，使繁盛的宗藩子孙困于法网之下，不能有谋生机会，只靠国家付出的禄米为生，又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困窘。再者，由于“靖难”之影响，酝酿日后宗室之篡夺;如宣宗时，皇叔高煦之乱。武宗正德十年，安化王及十四年宁王之乱，是皆沿“靖难”之流风所致。更有甚者，乃造成宦官之祸，盖成祖以“靖难”得宦官助力不少，即位后大更太祖严束宦官之遗制，由是宦官权力日增。而东厂之设，更造成日后党锢之祸。

结语

在进步方面而论，明成祖却从太祖晚年留下保守的政治局面，转变到重新开拓而向外发展的局势。又鉴于明代的外患在北方，成祖因而向北方发展，并曾五次深入漠北亲征蒙古。又迁政治重心到国防边缘的北京去，浚通南北运河，使在北方的政治重心与江淮流域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巩固为一体。又如疆域扩充，征鞑靼、瓦剌，讨安南，平西南蛮，御倭寇，使版图重新划定。又命郑和下西洋，向海外发展等，使永乐朝成为中国史上辉煌的时代，又如永乐时代国内建设，以及典章制度的改革拟定，更奠定了明代两百余年的政治局面，不能不说是“靖难之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