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表梳理历史朝代顺序
二千七百年多年前,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在烽烟四起、弱肉强食的三百年的争斗中,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正是名相管仲管老二。
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切为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则以稳定为主题。也正是因着管仲,齐桓公称为称为春秋“五霸”的首霸者,换句话说,齐国之盛,正是管仲改革实行的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
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
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 就是这样的“三好先生”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管仲改革经济的手段:
1. 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
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
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
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管仲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
2. 配置资源
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3. 放活微观 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国企”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4. 盐铁专营 确立“国企”地位
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绵延两千余年,迄今犹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惟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5. 鼓励消费 促进就业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证,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管仲创建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
6. 以商止战 和平称霸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
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仲做出的改革中,像“盐铁专营”、放活微观 管制宏观、鼓励消费 促进就业等依然是今天中国行之有效的变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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