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表梳理历史朝代顺序
汉朝光武中兴的措施有哪些?
东汉政权建立于25年,历经大约195年光景。在它的前期,也就是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国家曾出现过一段太平盛世的景象,史称“光武中兴”。刘秀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他以“中兴之帝”的形象在汉朝历史上占据一定的地位。
关于刘秀起家,这与新莽末年的社会动荡有直接关系的,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是刘邦的嫡系后代——第九世孙,不过由于汉武帝推恩令的缘故,传到他这代时,几无祖上荣光,父亲只不过是当时济阳一小县令。
但尽管没落如此,刘秀骨子里还是有着一些傲气的,他依旧有着不小的抱负,大家耳熟能详的“做官当做执金吾”就是从他口里传出来的。(执金吾相当于当时京城的军队统领,现在的卫戍区司令,可见官职不低,虽然当时还可能没有想做皇帝的野心,但野心是随着人的人生经历逐渐成长的,在早期就期望执金吾,说明刘秀还是敢想的)
正是因为这早年的抱负,加上突如其来的新莽暴政所带来的机遇让刘秀看到了能够有一番作为的希望,于是有了后来的宛城起兵。而通过起兵后的一番操作加运气成分,刘秀兄弟的刘氏政权愈发壮大,并在昆阳之战大显神威,与绿林军一起击溃了新莽主力,不仅使得新莽自此大势已去,也为刘秀自身积累了名气与身望,为之后打下天下奠定了一定基础——而实际也确实如此,后来刘秀被更始帝猜忌,出走河北,能够快速组织实力,立足河北,然后夺取天下,就是证明。
但自古就有句老话“夺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刘秀亦是如此。刘秀用了十二年结束战乱,却用了三十年左右时间精心治理天下,也正是由于刘秀如此的励精图治,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兴盛世。说到这里,或许大家不免好奇,刘秀到底用哪些治理天下的详细举措,才创出如此中兴盛世的呢?
其实刘秀在称帝后不久,就曾表现出其独到的治国理念,那就是在大体方针上是以柔治国,比如他曾说道:“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个“柔道”毫无疑问就是所有领域的治国措施都会是一些比较宽松、不采激进的政策,说到底无非是轻徭薄赋那一些套路,目的自然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容易接受,从而促进社会发展。当然刘秀用柔也有自己曾当过百姓有关,毕竟深知底层百姓疾苦,会多考虑到一些东西。
说完了大致方针,接来咱们来说一些具体的,最具体的表现在经济层面。
新莽以来,社会持续动乱,经济破坏严重,这在东汉建立初年,毫无疑问依旧是大范围存在,而这类现象的出现,伴随而来的则是令每个时代的君王都恐惧的土地兼并问题。土地兼并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巨大顽症,毕竟当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手中之时,必定会直接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从而至使小农经济的主体农民的破产,而农民破产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一大不稳定因素——比如时机一出,就会在谁谁谁的领导下,顺势起义。
当然了,农民若流离失所,一般还会选择卖女来维持生计,这就使得很多女性沦为奴婢,虽然刘秀曾多次下达过有关强制性释放奴婢和关于严禁虐待奴婢的诏令,使得了一些奴婢变为一般的农民,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但依旧是治标不治本。
因此,为了更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刘秀开启了新举措,那就是搞一次全国性的土地普查——度田令,“度”就是丈量的意思。刘秀派官员到各地丈量有土地的人家,目的无非是打算去针对性质的限制或者削弱一下那些大地主,让他们无资可隐。
如此针对地主阶级,毫无疑问地主们很是反感,立马对其表示强烈抗议,不过在刘秀的武力加镇压下,反对声逐渐平息。不过后来由于一些因素,刘秀还是选择了向地主阶层妥协,但地主阶层也由于惧怕刘秀,同样选择了退让。而由于两方的都让步,使得土地兼并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这则为后来的经济社会复苏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个盛世的诞生需要经济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国家政局的稳定,而要想政局稳定,统治者对政局的有效把控,对下层官吏的良好制约监督,都是硬性要求。
1.处理功臣问题
刘秀能够成功开创王朝,离不开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兄弟,这些兄弟在刘秀成为皇帝后,很多都掌握大权,这自然是东汉这个刚新生王朝中一个不稳定因素。刘秀这时所面临的处境一定程度上与先祖刘邦相同,但他并没有采用诛杀功臣的办法,而是用了“养功臣”的方式,他让那些功臣取得相应的利益,同时自愿选择政治上、军事上退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退功臣,进文吏”。
其实这与后来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具体做法无非就是刘秀选一个好时机把开国功臣都被“请”了下来,把他们养起来,分给他们相应的土地、人口。同时还会给这些人一个看似很大的官衔叫作“奉朝请”,“奉朝请”实际上是个虚衔,没有实际上的这个权力,只是到了朝廷办庆典、朝会的时候请他们前来参与,看起来就是十足的荣誉官职。
2.制约官吏
在处理完功臣隐患同时,刘秀也着手制约均衡其手下官吏,他继承了从汉武帝那来的一个举措,那就是对内朝官予以重任,具体的措施就是设立了尚书台。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的一个文字秘书,负责替皇帝上承下达一些文件,没什么地位,但是汉武帝时候把尚书的地位提高了,到了刘秀的时候,干脆就把尚书组织了一个机构叫做“尚书台”。
此机构建立的目的就是抑制外朝的三公,比如太尉、司徒、司空,权力会一定程度转移到这个尚书台手里,这个时候“尚书台”也相当于是皇帝最信任的一个工具。其实这在《后汉书-仲长统传》里面也特别提到,尚书权力加重的原因——就是刘秀感觉到前朝皇权下降,导致一些权臣掌权,刘秀觉得一定要把这权力收回来,即“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3.监督官吏
均衡做了,监督自然也不会落下。刘秀的监察制度一定程度上学习了汉武帝的,算是对前汉的一个延续,但是刘秀做的更加的具体丰富,比如刘秀对汉武帝设立的刺史制度予以加强,而且还规定刺史掌握的情况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不用经过三公,这样刺史在对官员监察的时候就更加便利了,因为他是直接跟皇帝对话。
再有就是对“司隶校尉”也予以了权力的加强,它是主要以监察京城的官员、管理京城的治安为主。刘秀在位期间,甚至让他们参加朝廷议事,地位在九卿之上(九卿是朝廷官,司隶校尉是地方官,从地位上讲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使得东汉一度出现了“三独坐”的说法,即东汉一朝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司隶校尉、尚书令、御史中丞有专席,他们有特殊的使命,受到皇帝特殊的重视,所以号称“三独坐”。
这样一看,如此全方位的监察制,可以说除了皇帝以外,无论京城还是地方的官员都在监察之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吏治的清明和政令的畅通。
4.培养官吏忠君思想
均衡,监督都有了,若你要是以为这已经是全部了,那就是错了。刘秀甚至深入到了官吏选拔。他非常重视太学的建设,太学选才注重有品德、名声还有操节,培养学生那种需要自己挺身而出之时义无反顾的思想。
当时刘秀为了扩大影响力,在后来不断把太学的规模扩大,以至于东汉后期,太学生达到了三万人之多,这些太学生高度集中于当时的国家中心洛阳。刘秀做的这些,其深层含义不难理解,自然是为了培养未来官员的那种忠君爱国思想,维护统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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