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有多乱？它对唐朝的外交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安史之乱有多乱？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大唐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携部将史思明兴兵15万，以“诛杀杨国忠”“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

洛阳、潼关、长安，接连陷落，大唐盛世土崩瓦解，陷入一片战火之中。

年老怠政，沉湎于声色犬马的玄宗皇帝李隆基，上演了一出仓皇带领“千乘万骑”出逃成都的情景。

对于玄宗皇帝李隆基而言，这场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迫使他亲手赐死了挚爱杨玉环，威信与颜面扫地，被迫坐上太上皇之位，最终凄凉而死。

但对于整个大唐王朝，甚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其影响却更为深远。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对中原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据《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

“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

良田荒芜，伏尸千里，曾经何等繁华的关中平原，变成了几乎人烟断绝的无人区。

据《通典-历代盛衰户口》记载，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大唐王朝总户口为8,91万4,790户，总人口为52,91万9,390人。而五年之后的唐肃宗三年，即公元760年，大唐王朝之下总户口为193万户，总人口不足1700万。

几年前的大唐王朝，尚且国势强盛，文化繁荣，万邦来朝，5年之后，仅仅是一场野心家引发的兵乱，帝国大厦就陡然崩塌，从5200万到1700万，短短5年时间，三分之二的大唐帝国子民就变成了史书上的一串数字，彻底消失了。

此后的大唐王朝，宦官当政，藩镇割据，中央的权威逐步丧失，风雨飘摇中喘息了近150年后，大唐终灭于五代十国。

而放眼于整个世界，安史之乱的爆发，也深深影响了唐朝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其具体表现形式为对唐代中外交往的影响。

安史之乱前，唐朝的中外交往

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当中，唐朝之所以被公认为，古代封建社会的巅峰，不仅是因其内部集权、富饶、稳定，更多的是在于其对整个世界那种开明、开放、兼收并蓄的姿态。

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唐朝所实行的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和措施，及由此而形成的中外交往的盛况，在古代中外交往中的历史进程中颇具典型意义。

以安史之乱为界，唐朝分为中期和后期，而唐代的中外交往也因此分为了前、后两个时期。

从唐朝建国之初到安史之乱的100多年里，唐王朝历经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则天女皇和唐玄宗李隆基等几代有作为的皇帝，对中外交往活动都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

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为大唐帝国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从贞观时期的“ 天下大稔 , 流散者咸归乡里 , 米斗不过三、四钱 , 东至于海 , 南极五岭 , 皆外户不闭 , 商旅不赍粮 , 取给于道路焉”，到开元盛世的“海内富实 , 米斗之价钱十三 , 青齐间斗才三钱 , 绢一匹钱二百 , 道路列肆 , 具酒食以待行人 , 行千里不持尺兵 ”，这种繁荣富足的社会环境及由此形成的稳定局面，无不对唐代中外交往活动的蓬勃开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唐朝初期对外交往的根本宗旨是以“ 申辑睦，敦聘好”为主的睦邻政策，以此为基调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对外交往政策，高祖李渊明确指出要“柔怀万国”，友好处理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

后来从李世民、武则天到李隆基，都遵循这一政策，并在其具体措施上做了补充和加强，比如唐太宗就打破了“自古帝王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观念，表示要对各民族“爱之如一”，唐玄宗不仅“开怀纳戎,张袖延狄”，而且主张对周边邻国“ 润之以时雨 , 招之以春阳 , 淳德以柔之 ,中孚以信之 ” ,主张对各少数民族及其使者以诚相待。

朝廷中设立了鸿胪寺，全面负责外国使者及外宾的接纳迎送事宜，在六部尚书中还专门设有负责处理不同类型外宾事宜的机构，“番客之赐 ”“诸番朝聘之事”皆有专人负责。在地方上设立专门管理外国商馆和通商事宜的市舶司，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并严令不得“重加率税”。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外国使者来唐之后的生活保障，武则天还根据不同地区制定了数量不等的粮料供应标准， 针对外国来唐的留学生，不仅负责解决其生活费用，还设置了优待留学生登第入仕的"宾贡科"，以满足他们“登第入仕，获取功名”的要求。

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一系列友好政策和措施的颁布，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扩展，不仅为世界各国频繁来唐提供了巨大方便，而且也使唐代中外交往出现了高潮。

针对这种中外交往的盛况，唐代诗人也曾为我们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 条风开献节 , 灰律动初阳 , 百蛮奉遐赐 , 万国朝未央” , 描写的是唐太宗时对外开放的盛况，“ 开元太平时 , 万国贺丰岁’ , “ 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 , 赞颂的是唐玄宗开元盛世时与外国交往的情景。

当然万国来朝只是诗人从文学角度的夸张手法，据史书记载，当时与大唐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有大食、波斯、高丽、百济、新罗、狮子国等72国或70余番。

大唐与这70余国，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方式互派使臣交流，随着唐代对外的不断开放，外国人来唐求学、供职、经商、定居者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了类似后世唐人街的外国人聚居区，比如当时长安城中的"番坊"、"新罗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唐朝对外交往除了和其他封建王朝类似的政治需求以外，还渗透到了经济，文化等领域，这些自外国入唐的使者、留学生、僧侣、商人、教徒，不仅起着传递交流的作用，同时带来的域外的文化色彩，为唐代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工艺发展也写下了浓厚的一笔。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中外交往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陷入了地方军阀对中央的长达8年的拉锯战，其对政治、经济、军事，强有力的破坏，也使得大唐建国之初，确立的一些中外交往的环境和条件相继失去，从而使唐朝后期中外交往活动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从史书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后期的中外交往与前期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唐朝后期对世界各国交往的进程当中看，因唐后期，政局大起大落，再也没有了李渊到李隆基，那种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也失去了对外交往的先决条件。

安史之乱期间，大唐战火纷飞，对外交往的道路基本中断，而叛乱平息之后，又暴露出了宦官当政，藩镇割据，中央权威急剧下降的矛盾，虽然其后也有“武宗中兴”“宣和之治”，但此时的大唐朝廷已经失去了往日进取的朝气，再也不复唐初的风采。

因此在唐朝后期的150年当中，对外交往虽也偶有高潮出现，但是持续时间短，只能算昙花一现。

从交往的规模来看，安史之乱后，唐朝对周边各国的影响也慢慢减弱，威信慢慢丧失，很少出现唐前期万国来使、成群结队的壮观场面。

从留居唐朝的外国人员来看，人数没有前期多，地区没有前期广，时间更没有前期长。

从唐朝后期交往的国家和地区看，最多时与其有中外交往的国家，也就二三十个，和唐前期“万国朝未央”相比，数量更是减少了2/3，由此种种数据可见，唐代中外交往的活动，从安史之乱以后，陡然从唐前期的巅峰跌落，并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大唐盛世留给我们的只有背影而已。

安史之乱对唐朝中外交往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使唐朝对外交往中断了8年，更重要的是，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唐初有利于对外交往的稳定政治格局。

安史之乱后留给唐后期统治者的是一个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战乱不已的惨状，而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也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解决国内各种矛盾。

他们既要对付那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 “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的藩镇节度使的反叛，又要时刻提防“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的宦官们的威胁。

再加上各种党争，权力的倾轧，唐朝统治者已自顾不暇，再也无力像唐太宗、唐玄宗那样花大量时间精力于对外交往活动。

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变化，给唐朝的对外开放造成了第2个影响是，降低了唐朝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威信，挫伤了他们与唐朝交往的热情。

安史之乱，及其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唐朝国内战火纷飞，对外交通也不由得受到重大影响，再加上吐蕃，回纥，经常骚扰边境，丝绸之路被迫中断。

另外唐后期外国使臣在唐朝境内的活动，也没有唐前期那么宽松的政治环境，藩镇林立、战争不断，大大增强了其出使唐朝的难度。

其次，这种从统治者到民间自上而下，对于中外交往活动态度的改变，也使得域外国家，对唐朝的态度由前期的羡慕向往，转为惧怕。

据历史记载，唐肃宗年间，田神功征讨刘展。

“ 至扬州 , 大掠居人资产 , 鞭笞发掘略尽 , 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可见当时在唐的外国使臣、商旅、留学生、僧侣，等也受到了战祸带来的巨大影响。

而其中劫后余生的外国人回国之后，又把这种政局不稳、战乱丛生的大唐印象，传递给本国人，从而使他们心中大唐盛世的想象，陡然崩塌，对唐交往的热度骤减。

安史之乱对唐代中外交往活动造成的第3个影响，就是延缓了中外交往发展的历史进程。

上文说到唐代，中外交往活动在唐高祖李渊“柔怀万国”的根本宗旨之下，又得到了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补充和加强，在当时宽松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从而把唐代乃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活动推向了巅峰。

而安史之乱后，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动荡，再加上统治者关注点的转移，从而导致中外交往活动步履维艰，发展速度大为减慢，中外交往活动，也成为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

而且其造成最重要的影响是，使唐朝乃至宋、元、明、清的统治者再也不以积极的态度，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影响越来越深远。

统治者的对外策略也由最初的开明开放，转变为被动应付，比如明朝的“海禁”，清朝的“闭关锁国”，这种狭隘的一厢情愿，也使得后期的中国，在世界发展大势中，不仅落后于欧美列强，还被当初的崇拜者-日本迎头赶上，最终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令人唏嘘。

我们从唐代中外交往的过程及变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处于领先地位，前提是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先决条件。

而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在人类竞争的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像大唐盛世那样开阔胸襟，大胆开放，善于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并且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一味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幻梦当中，只能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