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文革新的特点是什么？不同风格矛盾统一、对立

北宋诗文革新发生、发展过程的显著特征是与北宋政治改革和儒学复兴运动的密切联系。北宋的政治改革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文风的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复兴思潮则以复兴古文抗击“时文”为起点，并一直把士人文章习气作为诋贬的对象。他们的这一态度归结到一点，就是对士风即士人精神面貌的注重。而文风是士人精神生活中至为重要的内容。

在中国文化中虽然礼乐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但士人普遍崇尚文章藻翰(以书面语为材料)却是汉魏以来的事，并且伴随着佛老思潮的激荡与流布。在好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艺文与释老相互推毂激扬，决定了一代又一代士人的心路历程，成了广大士人别无选择的精神渊轰。隋唐时期，随着宗教的流行、科举制的确立和庶族地主阶级的渐起，艺文之士与山林之士更是成了士人阶层最为基本的形象。宋朝要在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官僚政治，就要化解山林之士，改造艺文之士。强劲的士人文学传统成了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在整个北宋时期，政治和思想领域都不断地对文学提出要求，文学在这两股力量的挟持和作用下，不断改变着自己的面貌。

文学比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封闭地发展，文学也比任何时候更得遵守现实的规定。不同的文学变革主张大都派生于不同的社会人伦理想和政治改革思想，而不同的文学群落则大都是政治上和学术上不同的集团与派别，文学革新的发展与政治、思想领域的变化也大致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在北宋的持久开展标志着宋代作为封建社会后期转折伊始是一个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阶段。

文学作为思想文化，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获得了深刻的变革与建设力量，诗文革新表现出积极的革故开新特征。

北宋诗文革新发展过程的又一特征是它获得了士人前所未有的普遍参与及其群体力量的不断推进。这一特征的背景是中唐以来底族地主和自耕农经济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

汉魏以来文士交游、诗酒雅集之风就极流行，但这期间形成的文人群体其领袖人物大都是皇族贵胃，文士们不仅依侍帝王贵族们政治经济实力作为活动的凭据，而且其创作也自然不能脱离皇室及贵族文化的氛围和规范，具有一望可知的依附性。初、盛唐的文坛依然明显受着皇家艺术趣味的笼罩和支配。陈子昂至李、杜的诗歌革新虽远非孤星独照，但却都没有形成群星拱卫、江河朝宗的集团声势。

这种情况到中唐“韩孟”、“元白” 时代有了根本变化，开始出现一定规模性的、长期性的、紧密性的群体交游与结盟。韩愈自称“从事于往还朋友间”，“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李翱在《答韩侍郎书》中也称韩愈“颇亦好贤，必须甚有文辞，兼能附己，顺我之欲，则汲汲孜孜，无所忧惜，引拨之矣。如或力不足，则分食以食之，无不至矣”。这是多么自觉地团结起来的关系!到了宋代，科举扩大，教育普及，士人群起八方，数量激增，社会威望不断提高，浓郁的政治、文化氛围为士人的群聚盟会提供

了更多的机缘。从宋初太宗朝始，由于最高统治者的亲自倡导，君臣、臣僚间的唱和之风就颇兴盛，杨亿、刘筠等人正是在频繁的唱和活动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形成了“昆体”天下披靡的声势。

文学改革者们从矫俗救弊的使命出发，更是自觉地意识到发动群体力量的必要。早在宋初，柳开就积极活动，在河北大名一带聚集起了一定数量的复古志士。仁宗朝天圣、明道以来，石介、孙复等人继承齐鲁之士师徒群居讲学的古儒风采，追踪韩愈领导古文运动“一人主盟，从者云集”的集团模式和战斗精神，在山东泰山一带发起了更大的群体，造成了一股强劲的复古声势，有力推动了仁宗朝前期儒学复兴、政治改革与文学复古大潮的兴起。

欧阳修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集团对于起衰革弊的必要性，在《集古录跋尾·隋太平寺碑》中，他认为唐太宗虽为治世之主却不能改革文风，“岂其积习之势，其来也远，非久而众胜之，则不可以骤革也”，必有赖于“群贤奋力，垦辟艾除”之功。欧阳修这一观点中包含了求“众”与期“久”两个方面，因此在他主盟文坛期间，一方面积极广泛没引后进，同时有意识地挑选接班人。“欧门”中的曾巩、王安石，原都是欧阳修有意“付任斯文”的人选。后来苏轼脱颖而出，欧阳修惊喜其胜蓝之才，转以衣体相授：“我老将休，付子斯文。”[18]苏轼果不负师命众望，以门庭之祚成一代之盛，他也对门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土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这种“合众”结盟，代代相授的意识，给文学革新带来了接力不断、后继有人的“组织”力量，保持了文学发展的持续性与后劲。

北宋诗文革新过程的第三个特征则是发展的多元化。士人阶层活跃，士人群起八方，虽然在起身效时、明道济世的大势上有一致的认同，但家世学养、地缘风习、个性秉赋、社会层位及仕路历程等方面的背景差异使整个士人队伍人马纵横、旗帜纷纭。其实所谓崛起活跃，正体现在途分辙异的多元奔突之中。

从整个意识形态来说，最明显的多元倾向是道学与艺文的裂析而终至对立。虽然在此之前，道德名教与艺文辞章之间早有价值上的磨擦，宋以后也不乏整合双方的努力，但两者间的鸿沟自此成了文化定局。由这一深刻的价值裂析派生和激发的差异与矛盾更是错综复杂，“复古明道”曾是士人队伍一致的旗号，然此道非彼道，各有一是非，或重“经术”，或尚“性理”，或擅“议论”，这些不同派别对文学的革新嬗变程度不等地都有所贡献，他们间的矛盾对立直接作用于文学的分合正变，带来了思想性格、文学观点、艺术趣味的多样化，推动了文学革新的展开，赋予了文学创作鲜活的生机。

文学革新的多元化还有着文体方面的因素。宋代文学革新兼及诗文，其实诗文有别，有着不同的艺术传统和发展背景。它们不仅在复古革新的发生上有着时间上的先后、主动与被动的分别，而且在体现复古革新精神上有着不同的艺术优势。在同一个文学集团里，不同的作家常常表现出不同的文体爱好与擅长，从而实现了不同的创新与贡献。在北宋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我们都可以看到多种价值观点、多种风格体派并存的格局。

在整个北宋时期，不同观点体系、不同风格派别间的矛盾统一、对立消长既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学发展的结果，它构成了北宋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