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表梳理历史朝代顺序
王安石是宋朝的，有着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正直的人品操守，当年，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和继承者，几乎都被列入奸臣的行列，而王安石却能安然无恙。
王安石是一个对物质生活没什么追求的人，除了不爱讲卫生，不修边幅外，私生活无可挑剔，不讲求吃穿，也不爱美色，也不贪财。他的政敌难以从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绽。王安石文采斐然，文学素养极高，更兼口才极佳，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而令人哑口无言。重要的是，王安石是一个慷慨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极其自信，立志改变这个世俗的世界。
王安石有着丰富的基层和地方工作经验，在地方任职期间，皆政绩斐然，受百姓爱戴，有着崇高的官声和名望。此时的北宋朝廷，群英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范仲淹、欧阳修、文彦博、韩琦等一大批人，而王安石多次拒绝朝廷美意，坚持在地方任职，直到宋仁宗嘉祐五年，接受朝廷任命，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是一个虽不是极其显赫但却十分重要的官职。
宋神宗继位后，王安石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神宗继位后，这位年轻皇帝心情很糟糕，因为，帝国财政状况非常困窘，举步维艰，虽表面繁花似锦，文明昌盛，但帝国"冗官"、"冗兵"问题非常严峻，帝国很难再往前走了。
此时，帝国的元老重臣却只跟神宗说一些正确的废话，唯独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干掉西夏蕞尔小国?怎么样夺回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我大宋帝国扬眉吐气?
但是，王安石雄辩滔滔充满激情地告诉他:陛下,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不要说汉唐盛世,只要君臣一心,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哉?不过在一振作间耳。
王安石的经济思想用现在的话简单概括：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等与经济相关的变法皆是如此。
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太多。
但悲剧就在于此，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太超前，变法一开始注定以悲剧收场。
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来是以政府贷款的方式扶助农桑，收取的利息仅为当时高利贷的1/3甚至1/5，这原本是功德无量的好政策。
为推行青苗法，各个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这些贷款本金附带着必须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达。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那20%的贷款利息即资本增值的任务,这将直接影响官员们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业绩与升迁。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员们便花样百出。
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级别农户的贷款额度,然后强令当地富户与其他不同等级的农户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由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员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还欺上瞒下、自说自话地或公开或变相将贷款利息提高到了30%甚至更高。
很明显,这种情形蕴含着相当凶险的潜在后果。它意味着,一旦出现饥荒之后,所有的人家全部会被一网打尽,同归于尽，无处可逃。唯有官府旱涝保收。而政府官员只要足够心狠手辣,则自然政绩卓著。于是,一件本来具有功德性质,而且能够双赢的举措,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之举。
对于王安石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们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由此引发的后果实为十足的灾难。
均输法与市易法推行以后,则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操纵,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其后果当然不难想象。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王安石这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的后果是：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
王安石的变法还是走上了桑弘羊变法的老路，被司马光不幸言中，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与民争利之门。国家依靠行政权力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自然轻而易举，但付出的代价是，窒息民间经济活力，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引起经济社会的动荡和破坏。
司马光在财政、金融方面固然不如王安石，但司马光对千年帝国的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对人性的洞察和了解，王安石远不及司马光。
果不其然，王安石改革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时候，王安石冒失的起用了一大批新人，这些新人没有经过人品和生活，以及官场的考验，极易急功近利，甚至会投机取巧、不择手段，堕入下流。不巧的是，王安石起用的这些人恰恰是这类型的人，诸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京等。
此时，北宋朝堂也形成了两大阵营，北宋也开启了党争的序幕。
司马光连续三次致信王安石，劝告王安石对自己的施政方针要慎重考虑，王安石的反应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两人自此决裂，不共戴天。
神宗去世后，王安石变法被司马光全数废除，与司马光同为一个阵营的苏轼劝告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要区别对待，而司马光极不理性的断然拒绝，王安石变法让北宋朝堂原本宽容、理性的精神消失了，这两位政治领袖从不同方向给北宋帝国的政治空气注入了一股强烈的、带有戾气的不祥气息。
随着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两派政治力量由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由确曾有过的君子之争,堕落为真正的小人之争。
随后,苏东坡与范纯仁的相继黯然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式结束。
从此,帝国正儿八经进入了一个社会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整个帝国官场彻底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北宋帝国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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