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表梳理历史朝代顺序
同样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轼，皆是其时才气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也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两人因缘际会地相逢于北宋，身不由己地陷入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政见上的南辕北辙，使王安石和苏轼在政界中针锋相对。许多阻挡变法的守旧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说成你死我活的仇敌。
其时，王安石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首脑，而犹豫不定的苏轼眼见新法在实施历程中常被贪污糜烂之人使用，成为盘剥黎民的工具，对王安石激进的革新作风不能苟同，于是走上了努力阻挡变法的门路。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准备变换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叙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行轻改，获得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之后，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强烈阻挡：“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当王安石得知神宗计划任用苏轼当谏官时，更是尽力阻止，并派苏轼去做开封府管杂事的小官。
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呈上《上神宗天子书》、《再上神宗天子书》，直言阻挡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苏轼借此含血喷人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历程中掉臂阻挠的“刚愎自用”。
王安石怒不行遏，向神宗谏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恰巧朝中有人告密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历程中偷运私盐，王安石立刻下令彻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虽然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但履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苏轼自知已无法再在朝中待下去，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苏轼在政治上虽然不自得，在文学上却获得了丰硕的结果。他的散文波涛迭出，很有熏染力;他的诗清新豪爽，独具艺术气势派头;他在词的领域，突破音律形式的束缚，一扫其时绮艳柔靡的词风，开创了豪迈词派。
苏轼虽去，朝中阻挡变法之声不减。王安石在遭逢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罢相辞官，回到江宁老家。两人一先一后脱离朝廷，终有时机冰释前嫌。元丰初年，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向神宗天子上奏，说苏轼“谤讪朝廷”。神宗震怒，传旨将苏轼逮捕入狱。
不久，苏轼被治罪候斩。除其弟苏辙外，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他求情。此时王安石身在江宁，待他得知这场惊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时，苏轼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国家正值艰屯之际，而苏轼简直是个难过的人才，王安石立刻派人马不停蹄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神宗天子。信中说道，现在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切不能因为苏轼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神宗天子对王安石敬重有加，看过信后，亦以为颇有原理，便下旨释放苏轼，将他贬到黄州。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衔命从黄州移居汝州。途径江宁，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石，深为已往王安石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不已，于是趁此时机专程造访，以消除多年的隔膜。王安石听说苏轼来到江宁，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着瘦驴，栉风沐雨地赶到渡口与苏轼相会。两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
今后两人同游数日，泛论甚欢。事实上，两位集文学秘闻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骚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
政见上不行和谐的矛盾，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差别，而二者的初衷，都是为国为民，绝不存在对错之分、忠奸之别。
王安石与苏轼，于文学中的相互钦佩，于政治上的相互宽容，使多年的政界恩怨最终烟消云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相亲”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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