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同治中兴是什么 对于同治中兴人们有不同的观点存在

清朝时期的同治中兴是什么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中叶后，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 也有人把清代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作为一个中兴的阶段，但现时普遍都认为中兴时期主要在同治统治年间。

一、简介

“同治中兴”是指清中叶后，同治在位期间(1862-1874年)为维护满清统治的一个惯性恢复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合作，及太平天国崩溃(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平静时期，下开洋务运动。

亦有人把清时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作为一个惯性恢复的阶段，但现时普遍都认为恢复时期主要在同治统治年间。

二、措施

自然修补内部的政治秩序。基于封建统治者利益，部分儒生与农民在官僚带领下，收编武装力量，试图剿灭太平天国。

对内乱后的经济调整。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

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笼络更多人才维护清廷统治，客观上造成近代中国人思想进一步腐化。

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与外国列强谋求共同合作。

三、影响

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很大效果，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钱穆《国史大纲》有提：

"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

四、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同治中兴”是某些历史学家歪曲历史、刻意美化清朝的做法。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后，无能的清朝政府就在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各族人民也不堪清朝统治者的残酷剥削，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同治年间的实际掌权者是慈禧，这个慈禧老妖婆的统治时期居然也是什么“中兴”，那岂不是说窃国大盗袁世凯统治时期是“洪宪之治”?在同治年间，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缓和是有原因的。就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他们看到中国爆发了为民族独立而战的太平天国起义，发觉到一个强势的汉人政权必然会损害它们的殖民利益，因此扶植清朝政府来压迫中国人民才是明智之策。就清朝统治阶层来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一伙仓皇逃窜，满清统治者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不好对付，还是服从合作比较好，反正非己所有、弃如敝屣。于是新老殖民者就勾结起来共同压迫中国人民，慈禧还提出了那个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两个殖民者的最初合作就是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在随后的中法战争中，清军虽然战胜，却仍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慈禧的统治政策。所以“同治中兴”是中国殖民地化加深的一个时期，而不是什么所谓的“中兴”。

另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当时大兴洋务，先提出“自强”以后标榜“求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等，这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过后的“实业救国”思潮不能说与这段时期没有关系。同时洋务运动种的近代企业虽然管理不属于规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也从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出现。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认为当时的外国人(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兴起的这股潮流感到吃惊、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小官员全部行动起来了”。

但同治中兴并没有造成什么好的后果，封建制度的腐朽，统治者的愚昧最终毁掉了这场“自强”的迷梦。

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可参考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的经典之作《同治中兴》。

五、明治维新VS同治中兴

为什么明治维新获得如此巨大成功?为什么同治中兴以如此惨败而收场?有关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不可胜计。举其要者，约有数端。

其一，日本明治天皇英明果敢，富有想象力，锐意进取，发誓变法图强。清朝慈禧太后目光短浅，因循守旧，同治皇帝徒有虚名，纨绔荒淫。

其二，明治维新之精英阶级勇猛精进，思想开放，善于学习，公忠体国，品德高尚。同治中兴之领导集团则毫无国际视野，思想落伍，拉帮结派，腐败堕落。伟大如曾文正，对世界大势不甚了了。位高如李鸿章，却贪婪成性，据说身后留下之私产，高达四千万银两。其衣钵传人如盛宣怀、袁世凯之流，等而下之，更不必论。

其三，日本维新前之幕府体制与中国之中央集权体制，迥乎不同。前者利于内部思想自由和教育普及，利于独立思考精神之养成，后者则以牵制思想教育为宗旨，以束缚亿万万人民之自由思维为职志。

其四，日本维新成功之要诀是彻底改革土地制度，宣布土地自由转让，遂促成自由竞争之市场经济。同治中兴并未触及基本产权制度，自由竞争之经济体制从未提上议事日程。

其五，日本殖产兴业之基本路线是政府扶持民间资本，鼓励私有资本自由竞争，其初始官营企业迅速私有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集团迅速壮大。中国洋务运动则始终没有走出“官督商办、政权垄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死胡同，民间私人资本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私人资本之竞争力完全无从谈起。

其六，日本很快放弃“尊王攘夷”之治国哲学，转向“全面开化”，奉行“和魂洋才”之理念，全国上下奋起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海外开明之治为范，唯一途，乃弃己之短，取彼之长，破陋习，变古格”(大久保利通语)。中国则顽固死守天朝大国之虚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李鸿章语)。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之泥潭而不能自拔，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