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在位时土木堡之变的影响在哪？明朝的军事就此一蹶不振

土木堡之变致使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四朝老臣以及内阁成员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强盛的大明朝由盛转衰，从此进入了中后期阶段。

明朝土木堡之变

公元1449年(明正统三年)，统一中国仅80余年的明王朝爆发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土木堡之变”。

自从公元1387年朱元璋统一中原，将元朝残余势力驱逐到塞北以后，为解决军粮补给问题，在全国实行了且战且耕的军屯制，使军队成为担负作战、生产两大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为控制军队，又实行太监监军制，赋予太监与各级将帅同等的权力，从而形成将不如兵，兵不习战的状况，军队作战能力日趋低下。而与此同时，作为战败的蒙古族一支的瓦剌部，却在塞北高原乘机崛起。1439年，作为部落首领之一的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并使其领地迅速扩展到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达西伯利亚，南抵长城的广大地区，并建立起一支迅疾如风，能征惯战的强大骑兵队伍。

1449年7月初，也先认为攻明时机已经成熟，便以明廷刁难贡使和毁婚约为理由，发兵分4路攻明。自领一路约三、五万人直取大同。长期务农的大同守军，久不习战，漫无纪律，又处于不知兵的太监郭敬节制之下，接连失利。7月11日，右参将吴浩兵败被杀;7月15日，大同总督宋瑛等4万余人全军覆没。

警迅传到北京，明廷一片混乱。本来，也先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明廷边防据有重要的城镇塞堡。京师有数十万机动部队，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把持朝政的大太监王振为炫耀其威势，竭力怂恿9岁即位，是年仅23岁的英宗皇帝亲征，企图以此吓退瓦剌。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廉极力劝阻，吏部尚书王直也率文武百官谏阻。但王振不听。7月15日，英宗下令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和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大批文武官员，以及号称50万的唯一战略机动部队——京军亲征，并且不要准备，于即日出发。

由于抱有一厢情愿地“吓退瓦剌”的初衷，仓促调来的50万大军几乎没有后勤准备。出发前两天，才给每个官兵发放了1两白银及衣物、炒麦等物资。军队长期屯田，兵器残破，临时从武库中拿出80万件兵器分发部队。平时存于库房中舍不得给部队使用的先进火器也匆忙拿出来配给部队。为了携运物资，给每3个人配备了1头毛驴，队伍中人驴参杂，混乱不堪。

7月16日，在兵将不相习，士兵不能熟练使用新配发兵器，没有随行后勤保障措施的情况下，50万明军被一个“目不辨旌旗，耳不谙鼙角”皇帝和一个专横跋扈、一无所长的宦官指挥着，如用儿戏一般，北出居庸关，向大同前进。一路行阵如蚁，首尾难顾。出发前，明知此战必败的内阁大学士曹鼐，曾与部分大臣密谋，企图先杀王振，再劝阻英宗。但群臣惧怕王振，其谋难以实行。随行群臣中，英国公张辅是德高望重的名将，兵部尚书邝野也很有才干，但英宗不许他们参于军政，一切听由王振指挥。

军队出发之日即风雨交加。由于没有随行后勤保障措施，“不到十日，军中已绝粮”。为此，兵部尚书邝野等力劝回军，被王振“罚跪草中至天黑”。行动中，王振专横跋扈、作威作福，成国公朱勇等陈述事情，都需要“膝行听命”，众百官皆战战兢兢，唯王振马首是瞻。

24日，也先侦察得知明军主力出征的情形，佯装畏惧，主动北撤，隐蔽埋伏在塞外，纵明军骄兵，以寻找最佳作战时机。而此时，已到达战区的明军目睹尸横遍野，人人恐惧，皆无战意。8月1日，经风沐雨、饥饿疲惫的明军到达大同，但不见瓦剌军踪影。这时，王振仍要继续向北进军，以炫耀兵威。后来，镇守大同的亲信太监郭敬向王振密报了与瓦剌军交锋时惨败的情景，加之出征以来风雨一直未停，刚到大同又突降暴雨，人人惊异，王振这才决定撤军回京。

从大同回北京，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经今河北易县西紫荆岭上的紫荆关返回;一条经宣府返回。经紫荆关返回，虽然路途略远，但易于避开瓦剌追兵，比较安全。开始王振决定走紫荆关，并打算让英宗到其家乡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炫耀。当大军已经行进了40里时，王振猛然想想，军队路过时会踩坏其家乡的庄稼，便下令全军折返北上，改由宣府回京。这样，就使部队拐了一个弯，正好把明军的侧背暴露在瓦剌军的攻击之下，并因道路崎岖，使随行的辎重车无法跟上行进的队伍。众大臣纷纷劝阻，但王振不听，执意走宣府。

也先从侦查中得知明军状况，立即率军突入，跟踪追击，势如疾风。8月13日，已袭击长途辗转、饥渴疲惫的明军后卫吴克忠部，吴部匆忙交战，但不久即全军覆没。英宗得悉，急派成国公朱勇等率兵4万迎敌。朱勇有勇无谋，行至今河北新保安西北40里的鹞儿岭时，遭到瓦剌军的埋伏，又是全军覆没。

8月14日，惊恐万状、又饥又渴的明军退至今河北怀来东南的土木堡，距怀来城仅20里，因等候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没有进入怀来城。兵部尚书邝野急忙上疏，请英宗速入居庸关，并派精兵断后，但王振不报告英宗。邝野要直接求见，遭王振斥责。邝力辨，王振命人将他拽出。就这样，英宗只好同几十万大军在旷野就地露营。当夜，瓦剌军分数路包抄而来，将土木堡围住。

土木堡当时是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位于狼山西麓，周围百里范围内，群峰耸立，地势很高。明军掘地2丈无水，堡南15里的一条河是唯一的水源，然而已被瓦剌军所控制。数十万明军断水，军心大乱。

8月15日，也先屡胜不骄，慎重决策，遂遣使前往明营讲和，并使军队后撤，行佯退之计，以麻痹明军。这时，明军已断水2天，兵马饥渴难熬。英宗见瓦剌军已退，又见使者前来，便让内阁大学士曹鼐拟制了同意讲和的诏书，派人与瓦剌使者一同前往瓦剌军营。这时，王振以为议和将成，便匆忙下令拔营，前往堡南的河里取水。一时间，明军人人争先恐后，阵势大乱。队伍南移不到三四里，瓦剌的骑兵就从四面围攻而来。明军惊恐，人人争先逃命，使指挥失灵。加之官兵不熟悉战前新配发的火器性能，无法使用，未经激战，即全军大溃。瓦剌铁骑左冲右突，大肆砍杀，明军死伤达数十万人。英国公张辅等50多名随从大臣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被浮。英宗被俘前，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愤而击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失败的原因

此战，明军以50万对付瓦剌军的三、五万人，竟以全军覆没，实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其原因，首先是最高层腐败无能。像战争这样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听任一个宦官摆布，如同儿戏，最后丧师辱国，连皇帝也成了敌人的俘虏。

其次是战略指导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进军中采取冒险主义，回师时采取逃跑主义。在后勤上，平时不进行战争准备，军队去搞生产，导致兵不习战，军队战斗力低下;战前没有后勤准备时间，临时匆忙地发放粮饷、衣物、武器，在士兵不熟悉武器装备的性能，缺乏随行后勤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即匆忙出发;行程中后勤保障不力，还没到战场，50万大军就已经断了粮。一路上不仅自然界风雨交加，领导层也矛盾重重，勾心斗角，致使军心动摇;回军时，数十万大军扎营于没有水源的绝地，对远处唯一的水源又不加控制，使军队处于饥渴之中;轻信瓦剌和谈之言，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即匆忙移营就水，致使营中大乱，最后全军陷于覆灭境地，教训十分深刻。

明英宗在位时土木堡之变的影响在哪？

明朝的制度在土木堡之变后就走到偏道上了。明朝本来是皇权，武将，文官三者制衡。土木堡之后就文官势力开始大扩张，明后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变成皇权和文官两者对立了。皇帝为平衡权利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强自己的力量，也就是直接派太监和文官争权。正德天启都是如此，正德还可以拉拢武将。二是挑动文官内斗，掀起党争而从中平衡。嘉靖万历都是如此，不过嘉靖有铁杆皇党严嵩，所以不用激化党争到万历末期那种程度。

明代政治权利平衡被打破，文官彻底从根本上打断武将的脊梁，制定标志性的巡抚领兵的“祖制”的就是于谦此人。关于文武失衡，任何安定而没有对外战争的王朝，武将的势力都会逐步减弱。明代的武将勋贵靠的是几代人数十年的积累，战争是立下各种功勋才形成的。文官士大夫则通过科举，在任何时期一代人的努力就可能发迹。所以说，在明代一统天下的时候，作为皇帝就应该适当的保护武将的势力。这样才能在和平年代实现文物平衡。最后明朝的问题不是重武轻文，而是“文视武为彘狗，武视文为寇仇”。

至于文官结党问题，则是另一回事。说简单点，结党不是不行，但结党的方式则要控制。掌握一个行业的全国性的利益群体，其代言党派应该可以接受。像东林党这样带表某地区地主士大夫利益的党派则不能接受。不论东林党在史书里多么伟光正，无论其在道德上多么高尚(事实上周延儒、钱谦益之流可说不上高尚)，但其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利益的政治思想，在小冰河导致北方产生大规模灾害，国家同时还要对东北用兵的情况下，其政治思想都是不合时宜的。其党派带表的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矛盾，这个党派必然是奸党。

比如明末是以地区来分，像齐楚浙三党联合，东林党则是代表江左士大夫利益。只要有共同的利益，不同部门的官员结成利益集团是必然的。所以说明朝皇帝才爱用宦官。宦官出身贫寒，没有家族的支持，而且身体残疾，很难与士大夫结党(明末阉党实际上是帝党，魏忠贤实际上是皇帝派出来整合齐楚浙等党派制衡东林党的)。

明代衰亡实际上开始自英宗朝的土木堡之变，其根本原因就在文官势力过大。架空皇室，插手军事，垄断朝政。基本上所有权利文官一把抓。勋贵武将这股政治势力被从肉体和制度上双双消灭以后，文官独大已经是明代政治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之后明代的皇帝们只能靠调节文官内部冲突来干预国政。经历过嘉靖(主要靠首辅的任免更替)，万历(靠调节党争来影响)，天启(直接靠太监)，如果对政治经济和历史了解全面一些的话，就发现明代诸如正德，嘉靖，万历，天启这些“昏君”们，被称为昏庸的行为下隐藏的智慧和手腕，最后到崇祯被文官集团忽悠，几乎彻底沦为傀儡。

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出征的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50万大军是明成祖5次北伐蒙古留下来的精锐，一夕覆灭，很是伤筋动骨。之后明朝对蒙古一直是防守姿态。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被歼，也就是从这时起，明朝的军事就一蹶不振，中间戚继光靠依附于张居正并自练军队而短暂复兴后，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

战争后期，蒙古兵马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明朝宁死不迁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这种思想至此显露无疑。虽然明朝：“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明朝无论是遇到多大压力，既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割地赔款，但是到了明末那种内忧外患中，崇祯被大臣以这种思想逼得没法迁都，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满清和李自成，明朝在这时候就一步步沉入灭亡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