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表梳理历史朝代顺序
明朝时期的土木堡之战有多惨?
公元1449年9月1日,明英宗朱祁镇独自呆坐在遍地狼藉的战场上,面如死鸡。保卫他的亲兵早已被蒙古人彻底打散。孤立无援的朱祁镇只能在惶恐中等待命运的安排。一个月前,他还踌躇满志的幻想用御驾亲征,来彰显天朝的威严。谁曾料,蒙古人仅用一天时间,就在土木堡击溃了他的大军。
史无前例的惨败,让朱祁镇感到懊恼又费解:我大明朝堂堂几十万精锐,为什么敌不过区区几万蒙古骑兵?究竟是蒙古太强大?还是明朝太无能!
蒙古的四分五裂 成就了瓦剌人的崛起
自从公元1387年的捕鱼儿海战役以来,高原蒙古就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虽然他们依旧是明王朝重点盯防的对象,但众多一盘散沙的小部落,已经不足以威胁明朝本身。
从明成祖到明宣宗,除了边境上的小规模抢劫,蒙古人中再未出现过数万级别的军事行动。而当明成祖朱棣反过来远征漠北时,各部落只能在明军的攻势下,落荒而逃。这种一面倒的形式,维持了几十年时间。直至1439年,绰罗斯.也先继承西蒙古瓦剌部的汗位,局势瞬间发生了聚变。
这位也先是瓦剌首领绰罗斯.脱欢的儿子。其父在1434年曾大败东蒙古的鞑靼部,袭杀鞑靼部首领阿鲁台。明英宗继位后,脱欢又进一步吞并了鞑靼人的部众,成为东西蒙古实质上的霸主。但也先并未满足于父亲的成就,他在上位后继续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建立了更加广袤的势力范围。
公元1443年,也先带兵南下甘肃一带,降服了嘉峪关外的哈密、沙洲、赤斤等蒙古小部落。后来,他又转而东征兴安岭附近的蒙古兀良哈部,开始有了威胁北京的能力。甚至一度征讨更加偏东的海西女真部。
经过数年扩张,也先的势力达到极盛,似乎就要重现成吉思汗那种统一蒙古的盛况。按理说,他的下一个目标自然只剩下南方的明朝。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也先至少在初期并没有打算入侵中原。
对于也先的扩张势头,明廷方面并非没有觉察。早在1444年,就有不少失势的蒙古人投向了明朝,并且向北京方面警告了也先正在大肆扩张。到1447年时,提督辽东军务的王翱也上书指出,瓦剌的也先以追捕仇人为名,吞并周遭部落。先由北向南,后从西向东,现在甚至杀到东海边侵略女真人。然而,得到消息的明廷,除了对边将做出加强戒备的指示外,毫无出兵干预之意。
1449年7月,贸易问题开始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也先太师以明廷在互市贸易中削减马价为借口,率领3万蒙古骑兵,浩浩荡荡开向大同。此举也是揭开了明蒙大战的序幕。
与平时的小规模抢劫不同,也先这次不光是为了获得财物,更像是为了震慑明朝君主。因此,除了由他本人率领的这支军队外,还有派脱脱不花领兵3万入侵辽东,阿剌知院领兵2万进犯宣府。甚至还有一支数千人的部队,在西面威胁甘州。换句话说,这时的蒙古方面总计出兵约8万余人,同时扑向明朝的四处边防重镇。一时间,告急文书犹如雪片般飞往京城,全面战争的阴云布满了明朝的北部边疆。
朱祁镇热爱战争 却从未上过战场
对于明朝君臣而言,蒙古人的骚扰原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这次也先太师的入侵却着实令他们捏了一把冷。哪怕是早期的洪武朝,北方也从没遭遇过如此规模的入侵。
面对严峻的战争威胁,从未上过战场的明英宗朱祁镇,居然跃跃欲试。他很快提出了御驾亲征的决议。皇帝的热情是如此的高涨,以至于在决议的第二天,就命令全体京营官兵准备出征的行装。
今人在评价明英宗的决策时,常常认为他是受太监王振所惑,行事不合常规。但这种论断显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因为,明朝中前期的历任皇帝,都有亲自挂帅的经历。也先的入侵,只是恰好给了22岁的朱祁镇效仿先皇的机会。当年宋真宗亲征的故事,在文人墨客的渲染下,又一直被看成正面典型。所以御驾亲征算不上离经叛道的做法。
何况在也先的部队到来前,明英宗其实已经高坐京师的朝堂,指挥过规模浩大的战争。数十万人在他的命令下,前赴后继的进攻西南的麓川土司。尽管过程打的十分难看,但最终的胜利,还是让朱祁镇对自己的军事能力有了很大信心。
不过,皇帝的决议的确遭到了一批文官的反对。因为很多文官觉得,陛下派将领出塞就能解决问题,没必要亲自前往。现在天气酷热干旱,水草不够人畜食用,会造成后勤麻烦。最后,皇帝本人的安危关系到江山社稷。万一不测可能天下大乱。
英宗对这些不痛不痒的谏言,根本听不进去。不耐烦之余,就草草回了句:你们忠君爱国,朕都知道了。但逆贼已经在边塞杀掠军民,边将屡请救兵,朕不得不御驾亲征。8月4日,朱祁镇就率领一干文武大臣,从京师起驾出征。
综合各方的因素来看,在是否应该亲征的问题上,明朝君臣都犯下了许多致命的错误。朱祁镇把打仗看得过于简单,自己却根本不具备朱元璋、朱棣等先皇的指挥经验。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明廷的大臣们虽然反对皇帝镇亲征,却不敢点破反另一个关键理由——明军此时的战斗力也不支持他的雄心壮志。
颓废的明朝军队
表面上看,明英宗治下的大明正值盛年。洪武、永乐、宣德三朝的赫赫军威余音犹存。1444年,朱祁镇还派4万京营军主动出塞,攻打蒙古的兀良哈部。但实际上,最迟不晚于宣德时期,明朝的军政系统就已经颓废不堪。
1435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年仅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登基称帝。由于朱祁镇年龄尚小,天下正处于主少国疑的敏感时期,主持兵务的五军都督府担心京城生变,遂提出了补充京营的要求。这本是寻常政务,但需要补充的兵额却一点都不寻常。据五军都督府所报,当时京师的77个卫所,理应有是被253800人。但除了屯田和守城的部队外,竟然有116400人被工部当劳动力使唤。只有56000人还作为常备军在大营里训练。原本应该有18万人编制的京营,缺额达到三分之二。
1437年10月,好不容易补足的京营兵额,又出现亏空。据管理京营的成国公朱勇上奏,京营中的五军营因调遣及逃亡,缺额达25000多人。可见,京营虽然名义上是直属天子的禁卫军,但在明朝士兵眼中却并不是什么好去处。
京营的待遇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卫所兵就更加凄惨了。根据当时明朝人自己做的初步统计,各地卫所的逃兵多达120多万。而且补充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逃亡的速度。这样的情况发展到1449年,逃兵数量已经升至160多万,占全国兵额的一半左右。
数字本身就可以非常说明问题。明朝官兵如此热衷于逃亡,必然是不满于军队糟糕的待遇。工部喜欢对士兵的过度役使,户部和军官又要克扣粮饷,都是造成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指望这时的军队去跟蒙古人死磕,显然是痴人说梦。
可惜不食人间烟火的朱祁镇,并没有意识到这点。那些不称职的大臣,也不敢让他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朱祁镇看来,空缺的兵额不过是账面上的数字,凭借自己手上的资源存量,局势依旧尽在掌握。
也先的蒙古势力已经具备了攻克明朝边境城镇的能力
就在朱祁镇离开京城的前一天,总督大同军务的西宁侯宋瑛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等人,在阳和口与也先的3万骑兵爆发了大规模野战。
当时的大同镇,平时就保有数万兵力,6月还有京营增援的3万人。所以宋瑛等人要集结一支与也先规模相仿的部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结果却是明军全军覆没,宋瑛和朱冕双双战死。监军太监郭敬,靠趴在草丛里躲过一劫。
宋瑛和朱冕都出身于武将世家,成年后一直担任军职,绝非不通军务的纨绔子弟。他们的败北,说明无论是指挥官智略还是军队素质,明军都已经不如也先势力。大臣们得知战败的消息,心里愈发恐慌。
8月11日,明英宗的京营抵达宣府,再次接到大同的告急文书。随军的大臣们便纷纷上书,请求停止前进。英宗却照样在次日下达了行军命令。
8月16日,京营抵达阳和口附近的阳和城。但却发现城南遍地都是阵亡明军的腐尸,吓得众人魂不附体。三天后,明英宗一行人总算抵达了大同。监军太监郭敬赶紧向明英宗宠信的大太监王振,汇报战况。他提醒后者,也先善于用兵,目前正潜伏在塞外准备埋伏明英宗的京营。直到这时,明英宗才感到害怕,开始和大臣们商议撤退。
最后的希望
但在选择撤退的路线时,朱祁镇又犯了严重的错误。最初,为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君臣商定从紫荆关借道还京。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大军走到半路又改道从宣府返回。这一来一回耽误的时间非常致命,直接导致尾随在后的也先,咬住了京营军的后卫。
1449年8月30日,京营刚从宣府出发,朱祁镇就得到也先军尾随在明军后方的报告。此时,皇帝本人还抱有一丝战胜也先的幻想,命恭顺侯吴克忠率军迎战。吴克忠自己原是蒙古人,早年归降明朝。他曾多次随明成祖朱棣北征蒙古,是一位久经战阵的老将。但面对出生西蒙古的也先,这位东蒙古将领仍是招架不住,很快便战没于阵。
傍晚时,吴克忠战败的消息传回营中。朱祁镇又派成国公朱勇和永顺伯薛绶,领兵4万迎战。朱勇当时是京营中最受倚重的将领,不但参与过明成祖的北伐,还长期负责京营的日常事务。此时的京营人数,在9-12万人之间。朱祁镇交给朱勇4万部队,说明对他寄予厚望。不过,就是这点最后的信心,也很快被也先捣成了碎片。
在受命迎战也先后,朱勇率军返回鸡鸣山的鹞儿岭附近。明军还没来得及列阵,监军刘僧就不顾地形情况,率部属突入隘口。朱勇担心刘僧有失,赶忙催兵追赶。结果全军中了也先的埋伏,一起战死在了鹞儿岭。
至此,也先单凭自己的3万骑兵,就消灭了明朝的三支大规模部队。蒙古人在战斗中还击毙一名公爵、两名侯爵和两名伯爵。
无处可逃
1449年8月31日,朱祁镇的车驾抵达土木堡,而南侧十五里的河川却已经被一支蒙古骑兵占据。这支部队正是受命攻打宣府的阿剌知院部。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朱祁镇陷入了在杰难逃的境地。可能有人会问,阿剌知院只有2万兵力,明军为什么不敢攻打他们?莫非纯粹是被蒙古人吓破了胆吗?其实,在这危急时刻,皇帝手下的京营也所剩不多了。
京营的战斗力在英宗时期已经非常低下
京营军自创设以来,分为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这三个部分。其中五军营应该有10万人,神机营要有7万5千人,加上人数不多的三千营,要求共计18万士兵。这18万人里,有8万人是来自外地的轮戍部队,10万人是从京师附近各卫所挑选的部队。前文已述,明英宗时期的京军已经严重缺额。所以,朱祁镇计划出征时京营实际上只有13万人左右。土木堡之前的三次大战,又极大消耗了京营军的有生力量。所以保守估计,此时的京营还剩下不超过8万人左右。
反观也先方面,本来就拥有3万兵力的基础,再加上阿剌知院的2万人,则其在土木堡附近已经集结了5万大军。蒙古人大都是骑兵,京营却有相当数量的步兵,因此不大的数量差距,对于也先而言已经不再是劣势。况且蒙古人之前节节胜利,明朝方面则基本丧失了继续战斗的勇气。
明军在野战中已经无力对抗也先
起初,面对固守堡垒的明军,蒙古人也没有太好的攻坚方案。但时值盛夏,明军急需水源供给。然而土木堡地势较高,士兵们挖不出地下水救急。为了把明军引出防御工事,也先假意答应退兵,让明军前往南侧的河边饮水。明军如果答应,可能会被蒙古人围歼在路上。如果不答应,只能等着被晒死。
结果,明朝君臣刚带着部属走到河边,干渴的士兵们就自乱阵脚。他们争相饮水,完全还顾得上维持防御队形。也先见状,当即让等候已久的骑兵围了上去。明军转瞬间就被蒙古人冲得溃不成军,弃甲狂奔。不少随军大臣也被射成了刺猬。
乱军之中,朱祁镇带着一群亲兵想要突围出去。但没过多久,周围人便被蒙古人打散,皇帝自己真个变成了孤家寡人。心惊胆战的朱祁镇只好狼狈地放弃努力,盘腿呆坐在原地。不久,一对蒙古兄弟将他生擒,当作战利品献给了也先。于是,这位一直幻想着亲征漠北的大明皇帝,终于开启了自己长达一年的漠北之旅。
土木堡之后 文官集团彻底把持了明朝朝廷
后世文人在谈及土木之变时,不论是官史还是私史,都习惯把责任推给明英宗的宠臣王振。但土木之变发生时,明英宗早已过了受人摆布的年纪。而且在王振死后,英宗还靠夺门之变,又做了7年的皇帝,全然不像是任人摆布的傻瓜。
所以合理的解释是,土木之变的责任本来就出在皇帝自己身上。王振不过是给领导背了黑锅而已。真正能给国家带来灾难的,从来都只有那些能力不济或德不配位的独夫。而不是那些在低下靠阿谀奉承来谋发展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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