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改革，难道只是诸君子的年少冲动？

庆历新政中涌现出一个熠熠生辉的范仲淹集团，他们是北宋仁宗朝中期最有志向的一批士大夫，但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他们外放后多年再回朝中，慢慢地学会了“成熟”，似乎活成了他们年轻时最讨厌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呢?

一、新政失败后众人的情谊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富弼等人相继被贬到外地做官，范仲淹集团的其他成员为他们辩解，反而加重了他们朋党的嫌疑，于是反对派便趁机对他们进行打击。庆历四年(1044年)的进奏院案，范仲淹提拔的青年才俊苏舜钦、王益柔等人，全部受罚，改革派遭遇灭顶之灾。尽管在政治上遭受危机，范仲淹集团的成员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关系。

范圈中的韩琦，却是一个例外，因为他的改革态度不太激进，而且与反对派还有婚姻关系，所以成为改革派中唯一一个没有被贬的。于是，他站出来为众人说话，尤其是建议让富弼专门负责宋辽边境之事，让范仲淹专门负责宋夏边境之事，让他们各尽其才。

范圈中的石介病死在家中之后，韩琦、富弼都对这位高风亮节但一贫如洗的老友家属进行资助，而欧阳修亲自为其写墓志铭并做诗文，痛斥迫害石介的小人。

范仲淹作为改革领袖，对众成员十分关照，他经常写信给变法众人，尤其在信中对韩琦和富弼寄予厚望，鼓励他们养精蓄锐，将来担当重任。范仲淹病逝后，集团成员之间更是诗文唱和，寄托自己的哀思，还为范仲淹的碑文内容多次商量。

二、新政众人的转向

虽然新政众人被贬，但他们确实都有政治才干和政治操守，而且仁宗也不是一个昏君。所以，渐渐地，这些人又被全部调回京城。

重新回到京城后，他们的政治态度逐渐变得成熟，最主要的就是不再泾渭分明地把朝中势力分为君子和小人，比较公正客观地看待朝臣。因为在反对派之中，大部分官员并不是所谓的奸臣，只是政治态度相对保守而已。

欧阳修就是一个政治上逐渐成熟的典型。他与反对派的代表之一王拱辰本来政治分歧很大，但是二人的关系逐渐变得融洽，甚至多书信往来。南宋叶适评价：“仁宗初年，尝有党论。至和、嘉祐之间，昔所废弃，皆复湔洗。不分彼此，不问新旧。人材复合，遂为本朝盛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同时，范仲淹集团开始对新政中的表现进行反思。欧阳修当年的政论最激进，但他感受到自己的朋党言论对新政的危害之后，意识到了党争的残酷性，表示希望大臣们能够一心为公，不要党同伐异。

欧阳修与富弼也曾多次通信，说“君子之于临政也，欲果其行，必审其思，审而后果，则不可易而无悔”。很明显，他们都在反思自己当初的政治见解过于草率，缺乏深思熟虑。

至和年间，富弼和文彦博都主张大规模修河，彻底解除黄河水患。但欧阳修一再上书反对，主张不必劳民伤财，只需巩固堤坝就行。此时的欧阳修与年轻时大胆进言已经大不相同，变得谨小慎微。

嘉佑年间，在富弼等人的倡言下，打算恢复一些新政时期的措施，如方田均税法等，欧阳修也都反对，他说如果大规模地更张制度，必须要经过详细的调查，要重视改革的可操作性。

可以说，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大部分新政成员，逐渐由时代的批评者和变革者变为成熟稳重的政治家，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的想法，而是更加注重政府日常运作的细节，作风渐渐与反对派趋同。

如此积极有为的改革家们，为什么从激进转为稳重，或者说麻木呢?

一个原因就是，人的观点会随着他的立场而变。韩琦、富弼等人重回宰执高位后，不再代表社会下层的利益，而是成为大官僚的代言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宋朝的祖宗之法，祖宗家法之下保守风气盛行，守旧无为才是最好的选择。经历过政治斗争的残酷打击后，这些改革家们也“成熟”了。

三、新政众人关系逐渐疏远

等新政成员们回到朝中位居高官后，原本亲密的关系逐渐变得生疏，尤其是富弼和韩琦，原本是范仲淹的左膀右臂，如今变得如仇人一般势如水火。

二人交恶始于仁宗立太子之事。仁宗的3个儿子相继病逝，但一直没有放弃再生儿子的幻想，于是迟迟不立收养的赵宗实为太子。富弼、文彦博让仁宗秘密立旨，遇到紧急情况再公布，于是仁宗命王尧臣拟好诏书。

这件事只有富弼、文彦博、王尧臣知道，但富弼却把这事告诉了韩琦。仁宗晚年，富弼、文彦博都不在中央政府，但韩琦没有等待紧急时刻，就请求仁宗立宗实为皇太子。

两个人对曹太后垂帘听政的态度也不一致。当时韩琦为首相，富弼为枢相，韩琦是皇党，而富弼则倾向于太后。按照惯例，朝中大事应当由两府宰相一同商议，但韩琦却直接进谏曹太后让其还政撤帘，令人意外的是，曹太后当时就答应了。从这以后，富弼就对韩琦心存怨恨，跟他绝交了。

这件事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英宗朝的格局，韩琦因为策立当朝皇帝有功，所以位居首相，权势越来越大。当时英宗生病，行为举止上经常失礼，再加上两宫本就有矛盾，宦官也从中挑拨，曹太后就想废掉英宗。韩琦出言威胁太后：“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意思是说，要是皇帝在宫内有个三长两短，太后您也脱不了干系!

韩琦位居首相，大有权相之作风，遇大事经常自己决断，不跟其他执政商量。富弼作为枢相，自然不满。自此以后，两人在政治上针锋相对，再无友情。欧阳修因为与韩琦交好，慢慢地跟富弼绝交了。

文史君说

庆历新政之后，追随范仲淹变法的众人仍保持着亲密的友情，诗文唱和，相互扶持，经常筹划一些集体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又渐渐回到朝中做官，在政治上也变得成熟、客观。一方面，他们摈弃了党争的思想，并没有对那些打压陷害他们的人进行报复;另一方面，他们政治态度变得保守，改革理念都烟消云散，连自己曾经力主的变法措施也反对实施。他们虽成熟了，但也因政治斗争渐渐变得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