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表梳理历史朝代顺序

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东汉的朝廷就开始在明面上走下坡路,而且越走越下,越走越崩,更在刘焉的“立牧”建议之下,逐渐失去中心的威严,进而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而一发不可收拾。而汉王朝真正可以说开始崩溃的就是宦官和外戚的内斗进而导致丧失主心骨,而董卓入京则可以说是新的序幕的开始,不过这个董胖子是个粗人,拉帮结派、打架群殴还可以,让一个粗人来真的做到事事料理得体则是万万不能的了,而我们本文的主角——李儒,就是董卓集团辉煌发达的一位投资者了。

李儒,字文优。这个字还真没起错,抛去我们对于李儒毒辣的第一印象,李儒还真的是一位文才优异之士,官居博士、兼弘农王郎中令,这个弘农王郎中令一定要注意区别于郎中令,如果是郎中令,那就是皇帝身边的高级顾问与安全部队的总负责人,位在九卿,秩二千石,是很高的地位,而弘农王郎中令只不过是李儒在刘辩被废为诸侯王后身边一个小小的侍卫长罢了,这个职位是随着汉朝诸侯王实权的下降而一步步下降的,西汉初年还有秩二千石,汉武帝时减为千石,后来再进一步降为六百石。李儒的另一个官职博士也是六百石。总之,这就是一个小人物。

不过再怎么说,这也本应是在刘辩身边相当亲近并且应当保护其安全的一个人才是,但是李儒这个时候就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坐不住了,在看清楚了董卓入京,权倾朝野之后,总是想着要去蹦跶蹦跶,上上舞台。他心中暗想“我怎么可以一直这样子做汉王朝集团旁边的饮水机位置呢?我怎么可以一直留在一个没有前途的被废弃的诸侯王身边呢?我要向上爬!我要上史书!”

于是,李儒就这样首先进入了《后汉书》之中,其原文记载为“关东兵起,共讨董卓。董卓置弘农王刘辩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献上毒药,刘辩不肯饮,董卓等强逼之。于是,刘辩与妻唐姬及宫人饮宴作别后,饮药而死。”在面对朝廷中的新兴势力董卓集团时,纵使李儒原先是看着刘辩长大也好,对刘辩有着纠结的心性也罢,他都管不了了,二话不说,直接投入了董卓集团的怀抱中,不仅不尽到自己保安队队长的职责,更是积极地盼着自己的老东家归西,一举完成自己的第一项业务,可以说是收下了三国之中分量最高的一颗人头,进而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巅峰。享受无限的风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儒在正史之中的记载其实并没有三国演绎当中那么的丰满和华丽,在正史之中,董卓进京、招降吕布、劝弃貂蝉、主张毒帝、焚城千里等等均与李儒没有关系,尤其是毒杀少帝刘辩,明确记载为“使郎中令李儒献上毒药”,也就是说李儒其实并不是董卓的头号谋士,而只不过是董卓的一把刀罢了,而“这把刀”在经历了内心的人性纠结和权位前途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奔向了后者。

在成功进入董卓集团之后,李儒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金钱、地位等等,事实证明,李儒这一步确实不能说是走错了,当然,也并不能说是走对了,汉王朝确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了什么盼头,汉室股票更可以说是一支随时会跌停的冷门股,李儒迅速进行转型,不可谓不是一个狠辣的决定,这个决定我们现在史书之中轻轻一笔就带过了,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去思考他,真的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么?李儒并不是一个笨蛋,对于董卓做的事情,李儒肯定是看在眼中的,他难道不知道这些行为都是很可能引起后来的杀身之祸的逆举么?肯定不会的,在这种情况下,李儒还做到了加入董卓集团,可以说确实是非常的狠辣了,抛开董卓的正邪性不谈,李儒的选择不失为是乱世之中的正确之举,乱世之中,选上个有潜力的老板才是王道,从局势来看,董卓确实比小皇帝有前途多了。

总之,李儒虽然是个小人物,但决策狠辣,敢于站队,与同列的书呆子相比,其做事更加的有魄力,有想法,不过可惜的是思想道德上确确实实是有些许的问题,也必将因此而被人们诟病,成为自己留下的病根。

同样,我们说李儒没有《三国演义》中写得那么的神,也没有做特别多的伤天害理的大事情(笔者猜测,李儒或许也知道事情不能做的特别的绝,其实还是为自己留好了后路的),所以李儒的结局也没有《三国演义》之中所写得那么凄凉,在董卓死后,李傕等人重新占领长安之际,李傕不仅推崇贾诩做官,还极力推举李儒为侍中,可见李儒确实通过自己的变节与努力,而在凉州派中获得了一定地位,不光是个跑腿的小角色,《后汉纪》中记载:“李傕举博士李儒为侍中,献帝诏曰:‘儒前为弘农王郎中令,迫杀我兄,诚宜加罪。’辞曰:‘董卓所为,非儒本意,不可罚无辜也。’”就这样,李儒就被李傕给保护了下来,至于李傕的话语,我们也无从得知到底是实话还是偏袒,不过李儒除了进献毒酒之外,也确实没有过多的做奸恶之事,其结局竟也得以善终。

李儒应该确确实实只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儒臣,但是为了一时的跳槽,而失去了长远的发展,在做出毒杀皇帝的事情后,人品的败坏和政治的低能应该再也无法从人们心中抹去,而其在史书中活跃的梦想也只能随着“不可罚无辜”而消散如云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