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为汉代帝王统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是独尊儒术的基础

提到董仲舒，大部分人会想到汉代由他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家思想深深影响了后面的几朝几代，甚至今世，何不曾想，作为一名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所做出的成就远不止这些，他根据《春秋》所延续出的“天人感应”论更是为汉代的帝王统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是独尊儒术的基础。

一、天与人的涵义

“天”的涵义，据多家学说来看，最完整且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劳思光等为代表提出的的五义说：他们认为“天”可以有五种意义，依次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和“道德之天”，这就像“天”是这个世界广义的一部分，也包含了我们作为人所需要的一切，生存所需的食物，容纳我们所需的天地，主宰着天覆地载的力量，指导着人们言语行为的道德准则。

而“人”的涵义，则有王明的观点，为两重，一是人的生命，包括生命的来源、成长和死亡;二是人的生活和行为，包括生活的穷、通、苦、乐，行为的吉、凶、善、恶等。在我看来，这个是最通俗简单的解释，人可不就是由生至死的生命个体，其间穿插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行为决定、悲欢苦痛、，从而形成了每个人独特的生命轨迹，进一步构成了整个人类的大命运。

多重的涵义，丰富的义韵，让天人问题成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围绕对象。北宋邵雁认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更是要“究天人之际”而撰史，可见“天人问题”贯穿了古代整个的学术界，甚至是科学界，为古代哲学的研究与发展的基本问题。

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前身的发展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无前人之奠基而无以追溯，而这源头则可以寻到原始社会时期，那时的人们顺应、依赖自然而得以生存，对自然的畏惧使他们具体化自然的种种现象，或天神，或土地神，将他们制成图腾来进行崇拜，这便是天、人之间最初的沟通形式——祭祀，但这并非之前所提的唯心主义思维即感性思维，而只是一种单纯的乞求与敬畏。

真正要有精神上的联系那是在后来人们进入农耕社会后，前人留下来的宝贵的生存经验使得人们将他们供奉，有了寄托性的精神因素在里面，也有了通灵的鬼神因素在里面，人们将祭天与祭人相结合，就更有了与“天”沟通的感觉，随之而来的巫术等都是意图用意志来求得平安、获得温饱，而这些为神的先人就是人格神。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皇权治国，天子出现了。天子，天之嫡长子，权利神授，秉承天意而治理天下。这当然是统治者为巩固地位而向人们传播的控制意识，但当时所形成的“天人宗教”提示着天子极大的能力——上可控天雨，下可丰庄稼，甚至是战争胜败都由天子所掌控，虽然不一定都能做到，但只要丰年雨顺，胜战连连，就是天子行使天的意志的功劳。由此可推出当时统治者的治理离不开神乎其神的占卜，“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此时殷商的人们从信奉多个神演变为了信奉一个“至上神”。

天子：人民心中的至上神

综合以上几个转变时期，可知，“天”的发展由最初的自然之神发展为了具有伦理性质的天伦之神。天论的出现使得天子不仅要了解天文地理，而且还要为自己的统治寻求合理的途径，是古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天人合一”学说得到了系统的讨论。多家学派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而董仲舒主要遵循的是儒家的学派。孔子所探讨的先秦时期殷商“至上神”所用的“仁”以救人，是使人们能摆脱无法控制的命运的理论，即对“天”束缚的人类的反抗。而后的孟子则认为“天”是道德超越的”，是可以给人们提供人伦与生存上正确方向与指导的至高道德。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礼与天相同，是顺应天道的，所以儒家的礼法沿用至后世。

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而由前人观点发展而来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一个以天为本、运用阴阳五行为思想框架的理论体系，这里“天”的存在由阴阳五行共同解释。万物以气而生，以元为本，而后才有阴阳五行之运转生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1、天为万物之中心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物质上，天为气，为元，世间万物，包括春夏秋冬，寒暑节变，山川河流，化形之人，都为其所产之物，四时万物节律亦然。精神上他认为“天”的道德以“仁”为本，取仁于天，授命于天，则下可致父慈子孝，朝安民顺，上可致君威臣忠，风调雨顺。天是指导一切人伦道德的开端，是人行为准则的参照物。顺天而生，德之本也，逆天而行，天理不容。

2、天与人相似且相通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意为天人同类，是二者相通相应的前提。人与天相似之地诸多，相对应的地方也有很多“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他四肢对应四季，认为人有十二大节，包括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胯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各一对，就一共十二节;由大关节与月份的对应，就认为天数应与人的小节相对应，三百六十六节;《黄帝内经》中已有五脏与五行相对之说。

3、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与五行相互独立，合起来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而此学说可以解释天地万物，解释所有的消长生息。阴阳，天化气为阳，地成形为阴，升发者为阳，沉降者为阴，“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顺阴阳者，和谐自然，养生之道也;阳盛于阴或阴盛于阳，都将因为打破稳态而遭至灾祸。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在商代被系统整合后，有了五行、五方、四时、五帝等系统模式，再进一步转化为了仁、义、礼、智、信五种人类德性。

由上可见，不论“天”是什么样子、什么形式，古人总能将“天”的运行规律等与人的一切生长作息相对应起来，所形成的可以牵涉到各个领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是我们今天中华子孙所要好好保护并加以利用的。

四、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汉代天人问题

汉代，是一个脱离秦朝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朝代，人心惶惶，生产力严重不足，社会也不稳定，汉高祖刘邦便需要有效的指导政策来处理种种的社会矛盾，于是有了堪比百家争鸣的各种思潮的大发展。当时的人们依然局限在自然之力中，对如何才能减小自然灾害对民生的影响，使得当时形成了反“天人感应”与顺“天人感应”的两派。

反“天人感应”就如现在的自然科学，认为大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不应依靠占卜祭祀来寻求平安，这绝对是我国古代科学思想发展的一大进步，但在这种社会情况下，统治者需要更强大的信仰力量来平定人心，重新恢复人们的日常生产作息，并取得更好的发展，董仲舒“人天感应”的思想就很有存在的必要。

与其相信不能左右的科学现象，统治者们更愿意用精神上的力量来领导平均文化水平不高人们。所以汉代即使有反与不反“天人问题”的两派学说，但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为中心的学说发展得更好。回到天人感应学说，就又形成了以儒家、道家、法家的多派学说，虽说但从天人合一这个理论来看，道家清净无为、融于自然的思想向来是最合适的，但因为它不求物质发展的“软弱性”并不能适应社会提倡发展的需要，所以还是没有董仲舒的合适。

由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成为了汉代天人问题发展的最高峰，其理论为汉代的政治方法探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并推儒家之道于最高地位。其“仁”理，在立法方面，使君王从“仁”而治，无为而治就取其义，“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顺其自然，则能更长久地生存下去，毕竟他认为人天是一体的：“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所以人必当从天而生死，从然而治之。从而有了文景之治这适应社会、精神需求的统治的到来。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结合古人的智慧、天道自然与当下社会的需要所发展出来的有效的精神理论产物，不仅影响了整个汉代社会的制度的发展，更是对后世的哲学研究有深远的意义。汉代人们对“天人问题”的积极的探讨也推动了后来的科学与哲思理论的发展，使人们能进一步认识这个世界。古人一次次的思维大变革，一步步形成了我们今世相对完整的哲学生活思维方式，让中国古代科学、哲学文化得以丰韵、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