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的智慧，修缮长城巩固防御，重视军事收复失地，体恤百姓

在武功方面，明孝宗也有所建树。击败吐鲁番，收复嘉峪关以西的土地，经营哈密。

明孝宗还修缮长城，抵御蒙古。

明孝宗重视军事，极力维护国家统一。他在位时期，明军先后三次收复哈密，其中，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力收复。羽奴思统治吐鲁番地区后，开始与明朝争夺对哈密地区的控制权。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明孝宗令罕慎袭封哈密忠顺王，“给金印，冠服”，对新疆的实际控制。同年，羽奴思之子阿黑麻躬至哈密城下，诱罕慎结盟，执缚杀之，复据其城，并遣使到明朝入贡。明朝识破其诡计，只得献还哈密金印。

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阿黑麻再次攻占哈密，令其尊长牙兰守护哈密，并不时抢掠沙州等地，威胁各卫归顺，为患不已。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马文升前往平抚，汇同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族数千人，袭哈密城，牙兰等人逃跑，哈密收复。

当时，朝廷中有人主张放弃哈密，但明孝宗主张，坚决出兵收复哈密，并立即委派马文升为元帅，大败吐鲁番军，收复了哈密。

明孝宗爱护武将，如马文升在兵部尚书任上，一次就罢免了三十多名不合格的军将，得罪了许多人，明孝宗坚定地支持马文升整军，甚至，还特地派一些大内侍卫，保护马文升。他下令命，任何人不得役使团营军士。

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的反复多次入侵，均进行有效打击，使其败走。最著名的战役有：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都指挥廖冰击败小王子于兰州，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甘肃总兵官刘宁败小王子于凉州，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甘肃参将杨翥败小王子于黑山，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朱晖袭小王子于河套。

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明朝颁布《佥民壮法》。因正统、景泰年间，曾召募丁壮训练，以备战事，但未定佥法。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十月，应礼科给事中孙鼐之奏定佥民壮法，现今州县七八百里以上，里佥五人;五百里以上，里佥四人;三百里以上，里佥三人;百里以下，里佥二人。俱于丁众粮多之家，选年力强者，加以训练，遇有调拨给粮以行。富民不愿者，纳银于官，官府如募。

这部法律规定，各州县要征发民兵，这些民兵平时有官府进行训练，战时补充到军队。这个民兵制度的最大影响就是，为明朝中后期大规模的募兵准备了充足的兵源，后来，明朝几个战斗力强大的募兵部队，都是以“民壮”为单位。

明孝宗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他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明孝宗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

经济方面的第一个改革就是征收制度。明朝开国以来，赋税征收的一个难题就是欠税的太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来自明朝的一个福利政策：如果一个地区出现欠税，那么欠到第二年，就可以酌情打折，甚至大大减免。当初定下这个政策是为了照顾百姓。

但是，到了后来，贪官污吏从中作梗，能交上税的，故意拖欠不交，到了第二年，可以申请打折和减免，免出的这部分都被贪官拿走了。面对这种局面，明孝宗实施实征册制。

实征制度就是计划手册，每年秋粮征收，地方上八月出预算，九月造花户实征册，填写通知单，十一月起开始征粮，十二月征收结束。对照实征册一分出入，只好等着追责。这样一来，贪官的漏洞就被堵上了，以往那种钻空子的发财招数，彻底没用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

让明朝财政好转的还有另一个改革：开中法。

开中法是明朝初期建立的旧制度，主要是商人们只要在边境屯田，给国家输入粮食，就可以换取食盐贸易资格，即“盐引”。这个办法长期以来，即充实了边境粮食储备，又活跃了经济。

但是，到了明中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外加粮食价格和食盐价格的比价早已改变，正规的商人拿粮食换食盐，成本已经亏损了。外加腐败加剧，盐引流失，不法商贩反而大肆利用盐引，谋取暴利。这样一来，愿意送粮的商人越来越少，食盐业更混乱不堪。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起，在户部尚书叶琪的主持下，明朝又重新调整开中法。最大的改变就是：商人如果要拿盐引，不必再辛苦的运粮，只要按照比价，缴纳白银就好。这样一来，利润也变，原先输送粮食，成本本身就高，这下换成白银，成本大减，食盐贸易利润大涨，商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争相前来送钱。如果折合成货币收入的话，开中法这一项收益，弘治年间每年是之前永乐年间的八倍。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居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

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至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更增至10408831户，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达10508935户，口数则由弘治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的60105835口。

但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感到疑惑;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至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