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这笔账又是否应该算在贾南风身上？

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里曾经说提到，“晋武帝时大议论有四：惠帝定嗣，一也;贾后冢妇，二也;贾充，荀勖进退，三也;齐王攸去留，四也;”笔者在头条的最近三篇文章，分别着重讨论了这“四大议论”中的晋武帝立嗣，贾充沉浮和齐王司马攸问题，今天笔者就来和大家聊聊剩下的最后一个“贾后冢妇”问题。而谈起贾南风，大家的脑海里首先浮现出的就是旧史中关于“贾后乱政”的既定印象和她“八王之乱”罪魁祸首的成论。

从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到永康元年(300年)这十年间，西晋的政治体制实际是贾后-张华执政体系，最高权力的实际执掌者也确实是贾后，这就是旧史中所谓的“贾后乱政”时期。然而这十年的元康政治却使得西晋政局保持了稳定，谈不上有什么“乱”的地方。同样的，亦有史家将这段时期视为“八王之乱”的前奏。然而导致西晋进入风雨飘摇的“八王之乱”实际却是在永康元年四月之后，从赵王司马伦矫诏杀死贾南风，且一并杀了张华，自立为帝开始的。

贾南风是否真的“乱政”，而“八王之乱”这笔账又是否应该算在贾南风身上，这种“妇人乱政祸国”的旧史论调是不是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历史?就让我们通过回顾贾南风崛起和覆灭的过程，来一探究竟吧。

一、贾南风的太子妃之路

(一)贾南风成为太子妃之探疑

贾南风的崛起，可以追溯到贾充将她嫁给太子司马衷。按照《晋书》的说法，泰始年间，司马炎为太子司马衷选妃，其实还有其他的选项。西晋重臣卫瓘之女，曾经也极有希望成为司马衷的太子妃。

《晋书·惠贾皇后传》：

“初，武帝欲为太子取卫瓘女，元后纳贾郭亲党之说，欲婚贾氏。帝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元后固请，荀顗、荀勖并称充女之贤，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岁，短小未胜衣。更娶南风，时年十五，大太子二岁。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册拜太子妃。”

司马炎开始倾向于卫瓘之女，并且他自己也意识到贾充女儿存在“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的问题。然而，武元皇后却因为贾充之妻郭氏“输宝物”的贿赂，请求司马炎选择贾充女儿为太子妃。加之朝中的重臣荀顗、荀勖也极力称赞贾充女儿之贤。所以最后司马炎还是弃卫瓘之女，而选择了贾充的女儿。另外，一开始选定的并不是贾南风，而是贾南风的妹妹贾午，也许贾午容姿美貌更胜贾南风一筹吧，但是却又因为贾午当时年龄实在太小，身材连礼服都撑不起来。所以大太子两岁的贾南风最终在泰始八年(272年)成为了太子妃。

史料中关于贾南风成为太子妃过程的记载，颇具戏剧性，很多说法也值得玩味。从《晋书》的说法来看，似乎是贾充处心积虑要把女儿嫁给司马衷，然而我们却从“贾充出镇事件”捕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贾充嫁女的这个举动，未必是他自己的初衷。表面上看是贾充为了谄媚武帝，实际上却是因为贾充之前已经嫁女给了齐王司马攸，和司马衷事实上形成了一定的亲疏关系。此时司马炎一方面需要倚重贾充这位佐命功臣的势力，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逼贾充表态，所以才精心策划了“出镇事件”。《晋书》这种笔法，笔者觉得这和唐人意识里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的“悻臣”形象脱不了干系，然而作为后来读史者的我们，则应该在史料批判的立场，加以辨析。

对笔者的上述看法，可以形成反证的是卫瓘的情况。卫瓘本人也不愿意外镇，按《晋书》的逻辑，为什么在司马炎属意其女的时候，他不谋求“结婚太子”来实现留京的愿望呢?而荀勖为贾充出主意“结婚太子”的依据又在哪里呢?其实就西晋的情况而言，太子岳父留京根本不是什么制度，也非惯例。其实这些细节都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司马炎是故意做出外放贾充的姿态，实则是为了迫使贾充联姻太子。电视剧《军师联盟》里有曹丕为了监视司马懿，介入司马懿床笫之事的桥段，其实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个故事的原型不知道是不是来自于司马炎，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司马炎就曾“有失体统”地介入贾充本人的床笫之事，先是允许贾充设置李氏和郭氏为左右夫人，以显示其对功臣的优宠。接着，当贾充成功联姻太子后，又马上禁止了非贾南风生母的李氏和贾充的来往，以确保贾南风生母郭氏的地位。

因此，我们可以说，贾南风成为太子妃，是晋武帝为了争取贾充对太子司马衷的支持，并借此疏远贾充和司马攸之间的关系而精心设计的布局。可以说，司马炎逼贾充联姻太子，其实是晋初政治中晋武帝功业不足，必须拉拢和倚重功臣集团的一个真实写照，而这也就是贾南风能成为太子妃的根本原因。

然而，随着晋武帝依靠平吴事业获取了可以媲美父祖的巨大功业后，又加上贾充在齐王攸问题上的首鼠两端。司马炎对贾充的态度，也逐步转向防范和打击，这也势必影响贾南风在后宫的地位。

(二)贾南风太子妃的废黜危机与化解

贾南风从泰始八年被立为太子妃开始，到永熙元年(290年)晋惠帝登基后成为皇后，一共做了十八年太子妃。这期间，贾南风处于蛰伏和守势的状态，不仅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其地位反而随着贾充被司马炎所排斥和打击，发生了动摇，甚至还几度面临被废的危机。特别是贾充在太康四年(283年)死后，贾氏家族在西晋朝堂上的势力开始衰弱，司马炎更是多次表露出要废黜太子妃的意思。

《晋书·惠贾皇后传》：

“(贾)妃性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帝闻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将废之。”

贾南风入宫多年始终没有生子，为了固宠不惜使用残忍毒辣的手段来迫害其他嫔妃，这是她性格虐酷好妒的表现，这自然不值得替她辩解。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贾南风嫁给太子十八年之久，这些行为不是一朝涌现。在贾充生前，特别是司马炎倚重贾充的时期，从未有司马炎要处置贾南风的迹象。而等到贾充一死，司马炎立刻态度大变，频频传出要废黜贾南风的风声。这一方面显然是司马炎对贾充在立嗣之争中，首鼠两端的政治立场的秋后算账，另外一方面这也再次印证了贾南风在后宫的地位其实和贾氏在西晋政治中的势力息息相关。

贾南风在这样的危机中，得以保全妃位，则是有赖于外戚杨氏的力挺。晋武帝的皇后杨氏曾经对他说，“陛下忘贾公闾耶?”公闾是贾充的字，杨皇后用这样的话来劝诫司马炎，提醒他如果不是贾充的支持，司马炎也不可能继承晋世子之位，从而登上帝位。外戚杨氏在晋初政治中，一开始是作为贾充的政治附庸而存在的，但是在司马炎的大力扶植之下，迅速站到了晋初政治舞台的中央。随着杨氏在晋武帝中后期的强势崛起，以致于贾南风在后宫的地位，还需要依靠杨氏施以援手才得以保全，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映衬着贾氏势力的衰弱。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贾氏的势力随着贾充的死而开始中衰，但是贾氏集团毕竟在西晋政治生活中影响甚巨，拥有极强政治野心的贾南风也是不甘心沦为外戚杨氏附庸的，“妒忌多权诈”不甘居于人下的她静静蛰伏，在等待出击的机会。

二、旧史“贾后乱政”的检讨

(一)贾南风铲除外戚杨氏

太熙元年(290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驾崩，而太子司马衷在当月继位，贾南风经过十八年终于从太子妃成为了皇后。然而，司马炎在世时着力扶持外戚杨氏，也没有在其身后的政治安排中给予贾南风一定的政治地位。对于西晋政治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失衡。晋武帝晚年，外戚杨氏本来就因为专擅而被朝堂上下深恶痛绝。在司马炎临终之际，杨骏又利用司马炎神志不清矫诏，将宗室力量司马亮排挤出洛阳，自封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可谓集军政大权与一身。然而，杨骏虽然一时权倾天下，但是其人也没有什么政治才能。

《晋书·杨骏传》：

“识者议之曰：‘夫封建诸侯，所以籓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内教也。后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于乱矣。’尚书褚契、郭奕并表骏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从。”

外戚杨骏一直以来都被认为“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从杨骏显贵以后的表现来看，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暴发户，没有多少政治才能的他，却有着极大的权力欲望。而另一位被司马炎寄予厚望的宗室司马亮虽然没有政治野心，却懦弱怕事，司马炎驾崩后，司马亮竟然“ 畏骏，不敢临丧，哭于大司马门外 ” 作为宗室力量代表的他，选择了主动退出离开洛阳，“夜，驰赴许昌”，这样也客观上促成了杨骏的专擅。

接着，杨骏“录朝政，百官总己”，还任人唯亲，用其甥段广、张邵充任近侍，又通过杨太后控制晋惠帝从而挟天子自重“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乃出”。权倾朝野的杨骏大权在握，然而朝野上下对其的憎恶却与日俱增，出现了所谓的“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的局面。

杨骏这种独断专行，党同伐异又骄横跋扈的做法使得西晋的宗室力量和功臣集团产生了极大的愤慨，反对杨氏的势力开始集结在贾南风周围，并迅速壮大。

贾南风先是利用杨骏在禁军中排挤异己力量，得罪了禁军系统中原有将领的机会，结纳禁军中的孟观，李肇。接着，她又利用宗室中对杨骏普遍的怨恨情绪，联络楚王司马玮进洛阳，结合禁军的武力，一举联兵诛杀了杨骏兄弟，就此铲除了外戚杨氏的势力。接下来，贾南风又施展一石二鸟之计，先矫诏诱使楚王司马玮攻杀秉政的司马亮与卫灌，再以擅杀权臣的罪名将楚王玮处死 。

旧史家常常把贾南风操控这一系列政变视为“贾后乱政”的起点，同时也把司马玮在洛阳的杀戮视为“八王之乱”的开端。然而笔者认为，外戚杨氏和司马亮覆灭，与其说是贾南风阴谋的胜利，不如说是司马炎布局的失败。相比起贾南风的行为，显然杨骏的做法更加不得人心，这也是贾南风能够赢得朝野上下的支持，一举铲除外戚杨氏的政治基础。另外，这种统治阶级顶层的倾轧屠戮，我们其实也很难给出是非判断。贾南风固然有个人品质上“暴虐荒淫”和“残酷好妒”的问题，但是平心而论，贾南风的政治手腕其实远在杨骏之上。贾南风执政的元康年间，西晋政治其实是出现了“朝野安静”难得的稳定局面的，这一点就连严厉批评贾南风的《晋书》也不得不加以承认，“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

(二)贾南风与元康政治

《晋书·张华传》：

“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疑而未决，以问裴頠，頠素重华，深赞其事。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华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为讽。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久之，论前后忠勋，进封壮武郡公。华十余让，中诏敦譬，乃受。”

应该说，贾南风执政的十年间，虽然她自己并没有处理国家繁冗行政事务的能力，但是她的知人善任和纳谏却为成就西晋政局，在数次宫廷政变的乱局之后，在“不堪政事”的晋惠帝统治之下，维持长达十年的安定局面做了不容抹杀，值得称道的贡献。而《晋书》在“妇人祸国乱政”的论调之下，把这一切功绩都归于功臣集团的张华等人，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张华”，应该说，来自《晋书》的这个评语是贾南风虽然大权在握，却有自知之明，不干预实际行政事务的真实写照。除了重用出身寒微的张华以外，贾南风还倚重外戚中有实际政治才能的贾模、裴頠，而武帝时期的重臣裴楷、王戎等人也被委以重任。外戚和功臣，寒庶和世家之间，重新达成了政治平衡。

《晋书·贾充传》：

“模乃尽心匡弼，推张华、裴顗同心辅政。数年之中，朝野宁静。”

就连有骄纵奢侈之名的贾谧，但也因为“好学有才思”，吸引招揽了如欧阳建、陆机、陆云等名士，“皆傅会于谧”，号称二十四友，一时间人才荟萃，济济一堂，俱为贾南风朝廷所用。

相比起杨骏这种纯粹的政治破坏性力量，贾南风和张华的执政体系则更为理性和具有建设性。相比起司马炎所用非人而造成的政治失衡，贾南风当政期间元康政局的稳定，作为实际掌权者的贾南风，其积极作用确实不能被我们视而不见。

可以说，从元康元年(291年)到永康元年(300年)这十年间，西晋政局稳定，无“乱”可言，以“贾后乱政”来描述实在不甚恰当。而传统史家以道德评价来抹杀贾南风的执政成绩，甚至把“八王之乱”这笔账也算在她头上，又确实有些过于苛责贾南风了。

三、贾南风的覆灭和“八王之乱”

(一)贾南风与太子司马遹

贾南风在元康政治中有不容抹杀的积极作用，元康政治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贾南风和张华的执政体系却存在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问题，这就是元康年间虽然达成了外戚和功臣的政治平衡，但是这一体制却把宗室力量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这就为“八王之乱”埋下了真正的祸根。

《晋书·赵王伦传》：

“伦刑赏失中，氐、羌反叛，征还京师。寻拜车骑将军、太子太傅。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求录尚书，张华、裴頠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华、頠复不许。”

宗室力量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后来开启“八王之乱”序幕的赵王司马伦。赵王伦原本出镇西北，在任上搞得一塌糊涂，被征回洛阳后，曾经在元康年间多次谋求录尚书事的职务，但都被张华和裴頠所抑制“固执以为不可”。因此，极具政治野心的司马伦对元康体制怀有深深的怨恨，而他的突破口就是贾南风和太子的矛盾。

太子司马遹并非贾南风所生，而贾南风自己又无子，这就导致两人的关系非常微妙。

《晋书·惠贾皇后传》：

“后出侍疾十余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将医出入，恂恂尽礼。宜城临终执后手，令尽意于太子，言甚切至。”

太子司马遹为了避免贾南风的迫害，通过结好贾南风的生母郭氏来缓解两人的矛盾。应该说，太子的这番努力还是收到了很不错的效果，在郭氏在世期间，太子和贾南风并没有明显的冲突。

首先和太子发生矛盾的却是贾谧，贾谧本来是贾午的儿子，原姓韩，因为贾充儿子早夭，所以被过继给贾充为嗣才改姓贾。

《晋书·贾充传》：

“谧既亲贵，数入二宫，共愍怀太子游处，无屈降心。常与太子弈棋争道，成都王颖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

贾谧在太子东宫侍讲时，态度倨傲，与太子下围棋时也不守臣礼，和未来的皇帝争抢棋子丝毫不让，没有一点为人臣应有的谦卑态度，在场目睹此事的成都王司马颖当场就予以了斥责。而太子也性情刚烈，“不能假之”。两人之间的冲突在此后不断发酵升级，贾谧怕太子继位后对自己不利。司马伦则抓住机会，力劝贾谧除掉太子，“伦、秀因劝谧等早害太子，以绝众望。”司马伦又让孙秀“因使反间，言殿中人欲废贾后，迎太子。贾后闻之忧怖。”极力挑拨贾南风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同时，贾谧也不失时机地对贾南风进言，“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

当时洛阳有童谣“南风烈烈吹黄沙，遥望鲁国郁嵯峨，前至三月灭汝家。”南风自然是指的贾南风，而太子小名沙门，鲁国则是贾谧的封国。贾谧将和贾南风勾结危害太子的传言，在洛阳广为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氛。

(二)司马伦夺权和贾南风的覆灭

贾南风本来就“性妒”，又被贾谧和司马伦所挑拨，就打算立自己的养子为嗣，并在元康九年(299年)对太子动手。

《晋书·司马遹传》：

“十二月，贾后将废太子，诈称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见，置于别室，遣婢陈舞赐以酒枣，逼饮醉之。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若祷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书之，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书草使太子书之。”

贾南风设下圈套，让太子写下形同谋反的祷文，“遍示诸公王，莫有言者”，借机将其废黜。虽然张华和裴頠据理力争，“证明太子”却也无济于事。紧接着，太子在永康元年(300年)三月被贾南风矫诏所杀。

支持太子的禁军因为太子的无辜遇害群情激愤，蓄谋已久的司马伦感到夺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联合齐王司马冏和禁军发动政变，领兵入宫将贾南风及其党羽全部诛杀，权倾一时的贾南风就此覆灭。随后，司马伦还连带将张华、裴頠这些重臣一并杀害，控制了晋惠帝，自己独揽朝政。

永宁元年(301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己称帝，这马上激起了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的的反抗。“八王之乱”正式拉开了序幕，所以将“八王之乱”的时间起点设定在永康元年(300年)司马伦发动政变更为符合历史事实。

贾南风成为太子妃，伴随着晋武帝和晋初功臣集团微妙的关系，时代潮流的裹挟着她，使其置身于西晋政治的剧烈旋涡之中。而贾南风利用外戚杨氏和西晋朝野的矛盾，发动政变独掌朝政，这个过程也确实突显了她酷虐阴狠的个人性格，这一点我们无需替她辩解。然而我们站在史料批判的角度，似乎应该突破旧史“妇人干政祸国”观点的束缚，还历史以客观公正，对贾南风执政期间的成绩如实评价，不应该随便抹杀她对于元康年间西晋的政局稳定所做出的贡献。贾南风的覆灭固然是由于她个人性格上的缺陷，权力欲望太重，轻启杀戮，我们对她给西晋政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无须讳言。然而，“八王之乱”真正的肇乱者其实是赵王司马伦，其时间起点，则应该从贾南风覆灭后的永康元年(300年)四月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