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对外国的不平等造就了各种不平等的条约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由不平等条约串起来的屈辱史。列强的坚船利炮，列强的鸦片倾销，列强的侵略瓜分，列强的战争索赔，列强的治外法权……中国处处遭遇不平等，于是有人找到了规律——“落后就要挨打”。

其实，“落后”并非“挨打”的充分条件，近代中国的屈辱地位，从外因看问题，鸡同鸭讲，那是不同文明的对话;从内因看问题，也与满清王朝颟顸傲慢，妄自尊大不无关系。满清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是可悲的，但却是以不平等的立国原则为前因的。满清王朝不明世界之大，不解全球格局，不懂现代外交，不循国际规则，以天朝上国自居，居高临下地对待邻国与世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闭关锁国，自以为是，蜗牛式的回避(如咸丰皇帝拒绝公使驻京)，螳螂式的逞强(如慈禧太后挑战世界列强)，挨打就是欠揍了。

清廷与列强的接触，始于明清之际，西方向中国伸出的只是文明触角，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18世纪末叶，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已是世界强国，为开拓远东市场，发展对华贸易，借乾隆皇帝80大寿之机，向清廷派出了庞大的外交使团。此时的满清，许多人还停留在“天圆地方，天朝居中”的盲目优越之中，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五洲四洋，更不知道英国工业革命是什么状况，也不了解正在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当然更不清楚美国竟然是一个刚刚建立的民主国家。

英国使团到达大清帝国，乾隆皇帝对这个“世居西澥，地隔重瀛，名不隶于职方，事罕征乎史册”的英吉利一无所知，仍然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逻辑，把英国当作天朝的藩国，把英王当作大清的臣下，把外交当作臣属的朝贡，不仅对展示英国工业革命成果的礼品不屑一顾，而且对英国开展正当贸易的要求一口回绝，最后竟因英国使臣不肯施以跪拜大礼，而将该国使团“礼送”出境。妄自尊大的满清帝国就这样错过了与世界产业革命交流的机会。翻阅一下1793年10月4日乾隆皇帝回复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就可看出清廷对于英国体现了一种怎样的不平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著，中华书局，民国五年，页57)“倾心向化”，“恭顺之诚”，这种睥睨天下的口气，英王乔治三世像不像被乾隆呼来喝去的“奴才”?看看乾隆对中英贸易的看法，就知道清廷是怎样的闭关锁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同上书，页59)自给自足，无求于人，小农经济的眼界，显然不知世界贸易为何物。

当时一位客居英国的学者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如此评论当时的中国，“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如此轻蔑、如此鄙夷，几分嘲笑、几分诅咒!幸亏此人没有赶上今天的中国，拳匪成群，战狼遍地，如此描述近代史上的中国，必定招来“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邪恶攻击。幸亏这位学者也是自己人，甚至被一些国人称为“老祖宗”，不然，老先生真有可能成为西方“辱华”的先驱。原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7页。

马克思这段评论写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他对满清王朝的批评毫无顾忌，毫不掩饰，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这个古老帝国的痛惜之情。当我们回味国人更为熟悉的《共产党宣言》时，总有一种别样的意味，“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77)“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同上书，页276)今天的“义和团”和“红卫兵”们会否感到不舒服——马克思居然认为——资产者是进步的，侵略者是“有功”的，甚至把“万里长城”与“野蛮人”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却是马克思的主义。

在儒家文化中，存在着界限鲜明的华夷之辨。晚清学者指出：“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67)不仅国人自己这样说，早期来华的外国人也洞知国人心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写道：“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181)正是由于清廷朝野这种“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心态，对于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外国，当然不会平等对待。

清廷对外国的不平等，其最初的文化表征是对外国一概以“夷”相称，如英夷、米夷等等。“夷”是中国官方的书面语，在中国民间，通常称为“鬼子”。一篇资料这样介绍，“夷”早期本被译为“stranger”(陌生人)、“foreigner”(外国人)，大体是中性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把“夷”翻译成“野蛮人”，从而为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英国国会在1830年代后期开始辩论要不要发动对华战争的关键时刻，‘夷’字被死死地等同于‘野蛮人’，自然为英国主战派提供了有力的口实，使他们借机大做文章，例如，在一篇不长的提交给两院讨论的文字材料里，‘barbarian’(野蛮人)这个词竟出现了21次之多。此类煽动，不能不使英国上下哗然，因为‘野蛮人’的说法大大冒犯了刚刚暴发的英国资产阶级的面子，一时间，必须惩罚傲慢自大的大清国的呼声便成为主导舆论，这对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并谋求战争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4年5月19日《中华读书报·传教士郭实腊的中国经历》)

其实，华夷之辨是儒家文化的主要内容。“华”即“华夏”，中国本土人;“夷”即“夷狄”，周边族裔人。古代中国就有西戎东夷南蛮北狄的说法，他们向来被视为不开化族群。翻阅一下古籍，《左传·襄公四年》有：“戎，禽兽也。”(《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5年，页936);《国语·周语》有：“狄，豺狼之德也。”(《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页49)在我国正史中，当时的一些边远族群甚至冠以“猃狁”、“蠕蠕”的名称，显然视其为动物或昆虫。如此看来，郭实腊把“夷”翻译成“野蛮人”并不违反中国历史的真实，由此给其安上挑动中英战争的罪名，并不公平。

近代史上，满清帝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实就是中英关系。从乾隆皇帝到道光皇帝，从马戛尔尼到鸦片战争，中间经历了半个世纪，满清朝廷始终不肯与英国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与乾隆年间不同的是，道光在外贸问题上，一改乾隆时的闭关锁国，自给自足，而是把外贸作为赐福外夷，拯救世界的善举。道光案头有一份奏折，其中有这样的话：“汉夷交易，系属天朝丕冒海隅，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非利其区区赋税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页90)在世界贸易关系中，清廷把自己当作救世主，这当然不是什么平等关系。即使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也是如此。林则徐不仅将英国人称为“英夷”，而且在官方文书中把所有与英国有关的地名、人名、船名都加上口字旁以示鄙视(如同武则天的造字，以致无法用电脑敲出)，甚至他根本不把英国人当成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不止一次地把英国人称作“异种”、“鸡狗”，说英国人有“犬羊之性”(《林则徐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页183)。“鸡狗”也好，“犬羊”也罢，好在都是家畜，而非野兽。

1835年10月22日，林则徐时任江苏巡抚，他在汇报查扣英国船只的奏折称：“船内约有四五十人，黄睛卷发，面貌系属西夷，……系英吉利国人，船内装载洋米，……此外惟有劝世经书(即圣经)，……”林则徐义正辞严地警告英国人，“天朝圣经贤传充布宇内，又安用尔等无用之书?”这些经书被“弃置岸滩”，最后被当面“抛入洋内”。(《林则徐全集》第2册，页79-80)先不说圣经，在当时，影响世界数百年的英国人著述的《政府论》、《国富论》、《论自由》等名著都已广泛流行，不过这些根本入不了林则徐的法眼，区区洋书哪里比得上被林则徐视为天朝“圣经贤传”的四书五经?这就是林则徐当时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1858年，27岁的咸丰皇帝奕詝可谓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在内政上，太平军控制了最为富庶的中国南方，捻军则把黄淮地区搅得翻天覆地。清朝的政府军连年陷入艰苦的内战之中。在外交上，英法联军以“亚罗号”、“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对满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一举占领广州，并以修约为由，兵舰向北方开进。处于北方边陲的俄国则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即将沦入北极熊之口。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咸丰皇帝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梦中。他阅览美国公使呈送的国书，至于“大亚美理驾合众国”位于何方他并不了解，但在翻译文本中一个“朕”字却使他忿忿不平。咸丰八年四月八日(1858年5月20日)，他在上谕中嘲笑道，“阅所进国书内，该国王(指美国总统)竟自称朕，实属夜郎自大，不觉可笑。”(《清实录43·咸丰文宗卷250》，中华书局，页873)从秦始皇起，“朕”就是中国皇帝的专称，一个番邦蛮主(咸丰皇帝称美国总统为“国王”并不准确)竟然僭越称“朕”，这显然是对我大清的冒犯，妄图与“朕”平起平坐。奕詝不解，这个“伯理玺天德”其实是“President”音译，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总统”。别说美国总统没有妄称“皇帝”之意，美国第一届总统华盛顿对“国王”、“皇帝”的名号非常警觉，他说，“国王、独裁者这些字眼，对我来说，简直是莫大耻辱”。当时，美国在华传教士林乐知看到有文章将美国总统称为“皇帝”，曾撰文表示异议，“篇中所称伯理玺天德者，译之为民主，称之为国皇者，华人尊而重之也。伏思‘皇帝’两字，中国以为尊无二上之名，而抑知其名固尊，未必无拂逆民情之处，我泰西除德、俄、奥等国之主自尊为皇帝外，英、美、法诸大国皆不然。恐民心大有不服也”。(1879年第541期《万国公报》之《本馆附识》)在他看来，把“President”称为“皇帝”，那无疑于“高级黑”，是美利坚人民无法接受的。由此可见，咸丰皇帝在骨子里就不存在什么平等意识，甚至在国际关系中，天朝上国仍然“定于一尊”，“夷酋”是不能并列的。这不免让人想起庄子《秋水》中的故事，猫头鹰(鸱)以为凤凰(鹓鶵)会抢夺它的腐鼠。而咸丰的“腐鼠”正是他金殿御座的“皇位”。真所谓“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鶵(《全唐诗》作“鸳雏”)竟未休。”(唐·李商隐《安定城楼》)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奕詝这个“苦命天子”30岁就在承德避暑山庄中道崩殂了。他是内忧外患抑郁死的，还是无力回天窝囊死的，众说不一，反正他死在帝都之外，清廷就进入垂帘听政时代。反之，在其丧权辱国的前一年，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马克思还以第一国际的名义致电祝贺。

咸丰皇帝话音未落，英法联军在俄美两国的支持下，当天中午就攻占了大沽炮台，天津陷落敌手。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当然应受谴责。清廷在列强的舰炮之下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在《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页102)英国方面一直对这个“夷”字耿耿于怀，始终认为这是满清政府对英国的鄙视与侮辱，反映了两国关系的不平等。通过两国条约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字、语言的歧视问题，在中外关系上这是首例。然而，满清对于英国的不平等，是英国通过舰炮来纠正的，所谓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军事强权对付文字傲慢，后者对前者更不平等。

《中英天津条约》于咸丰八年五月二十六日(1858年6月26日)签订，刚过两个多月，英国公使额尔金照会清廷，提出交涉，在清廷的“近奉上谕”中，出现了“此次夷船闯入天津，……现俱起碇放洋等词”。额尔金强调什么“平等往来”，“平等之理”，指责清廷“岂定约之墨迹尚未全干，而贵国……将新约条款废置，……实为向有虚示自大，比别国之见，坚执未改之证。”并强调指出，不要以为“事较轻微，无关重大，所要在于违理，盖用夷字，即为背约之理。”“夫最明礼者，原是中华，是以最难辞其不行，迄今背礼，贻灾不轻。”上纲上线之余，额尔金满腹委屈地说，“本大臣不亚于人，故此行文贵大人知之。”意思是说，我是英国大臣，我也是人，不是低等动物，故此向官方反映情况。何况我作为英国全权代表，处理两国关系，贵方至少应该把我当人看，有什么事情才好商量啊!(“本大臣恭奉大英秉职代国大员，英清定约，内有本国应得荣益之处，遇事稍致人视，或可让者，……)”(《第二次鸦片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页497)望文生“译”，如此而已!

不要小看了这个“夷”，这几乎是天朝上国的精神支柱。一部晚清史，几乎与“夷”相始终。在英国的舰炮之下，这个“夷”字写进了条约，走进了历史。不然，真的难以想像，咸丰以后的历史怎样表述，这以后的名词有多别扭，比如，同治后的“洋务运动”是否该叫“夷务运动”?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是否应说“扶清灭夷”?流传民间的“洋鬼子”是否应改为“夷鬼子”?不过，这“夷”字，作为中外尊卑定位的文化符号、作为这个民族的文化坐标，在现实生活中并未绝迹，终清一世，由朝廷编纂的《筹办夷务始末》，仍然从道光编到同治，从始末编到补遗。直至1895年清廷惨败于日本，日本使臣林董鉴于清廷公文用“岛夷”(如同中国称日本人为“鬼子”)一词，向清廷提出交涉，当年7月22日(六月初一)，光绪皇帝批示同意总理衙门“请旨饬下京外各衙门嗣后一切公文仍不得提书夷字，以符成约”的意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6第3369条)。至此，至少在清廷官方彻底解决了以“夷狄”称呼外国人的千年习俗。从红毛到西夷，从岛夷到倭奴，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从黑龙江畔到南海之滨，在满清的舞台上，黄发碧眼，直发黑睛的各路“鬼子”，都曾粉墨登场，横行霸道。晚清70年，民国40年，数不清的被动挨打，数不清的丧权辱国，古老中华没有泰西的坚船利炮，没有东洋的皇道武功，但我们有深厚的阿Q主义，虽然中华古国赔款割地驾轻就熟，但欺负我们天朝大国的，都是“夷狄”，都是“犬羊”，其中既有“老毛子”，也有“小鬼子”，他们都是“儿子打老子”!

咸丰皇帝嘲笑美国国书僭用“朕”字之时，正是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之日。20天后，他在给美国总统的复信中，虽然强调“薄海内外，一视同仁”，似乎满清秉承的是平等外交。但他首先强调的是“朕寅承天命，抚驭寰区。”(《第二次鸦片战争(三)》，页394)意思是说，我才是顺天应命的真正的“朕”，美夷的地盘也是朕“抚驭”的“寰区”的一部分。又过了10天，清廷与美国率先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由此可见，大清帝国就这德性，被人打趴了，叫做“老子打儿子”;刚刚爬起来，又是“老子天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