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隐公的悲剧结局源自于自己的尴尬身份，摄政者原来这么不好当

公元前712年，鲁国第十四代国君鲁隐公被公子翚杀害，公子翚随后拥立鲁桓公继位，这也是一次典型的权臣弑君事件，而且发生在礼仪之邦的鲁国，不得不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礼崩乐坏和卿大夫势力坐大的社会变化和政治趋势。不过这场鲁国内部的权力更迭，除了夹杂着权臣谋权的因素以外，也与鲁隐公的尴尬身份有关。

那么鲁隐公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呢?原来鲁隐公虽被尊称为“公”，但其实不是正八经的鲁国国君，而是“摄政”，我们可以将他的身份理解为“摄政王”。而他将来将要还政的对象，正是当时正统的鲁国太子，后来的鲁桓公。所以说这场内乱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摄政王集团和正统太子集团之间的微妙关系。

摄政王和国君之间的关系向来充满猜忌，一不小心就会演变为一场场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毕竟国君要担心摄政王掌权久了，会不会想从假王变成真王?而摄政王既要担心国君会不会卸磨杀驴，也未必舍得放弃到手的权柄。无论是疑心还是对权力的渴望，都易滋生纷争和怨恨，双方很难真正心平气和地共处。对此，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后世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多尔衮之间的爱恨纠葛。

如此说来，这场内乱也算是偶然事件中暗含某些必然因素。不过，鲁隐公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一个注定麻烦不断的烫手山芋呢?

原来是因为当时鲁桓公年幼，不足以治国理政，才由鲁隐公暂时摄政。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鲁隐公明显年长于鲁桓公，为什么不由鲁隐公直接继位呢?这里或许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鲁隐公虽然占个“长”字，但却只是庶子，从而无法继承国君之位。

历史上关于这段历史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声子和仲子都是媵妾，只不过仲子的地位比声子高一点，所以鲁桓公才有了继位的资格。不过笔者不太认同这种说法，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声子应该是媵妾出身，但仲子应该是正室夫人。

而《史记》则提供了另一种更加具有戏剧性的记载。按照《史记》的记载，仲子本来是鲁惠公打算为鲁隐公娶的妻子，但鲁惠公发现仲子长得很美丽，就自己娶了仲子。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骇人听闻，而且也与《左传》有些冲突，不过也有可能是《左传》有所隐晦。但仲子是因为掌纹呈“鲁夫人”字样，才得以嫁入鲁国，因此她势必要嫁给鲁国国君，如果鲁隐公只是一位庶子，无权继承国君之位，那么仲子怎么可能嫁给他呢?不过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说法，而且虽说我们无法证明其正确，但也无法证明其错误。

在《左传》的记载中，有一个词笔者觉得很有意思，“继室”。如果按照今天的理解来看，继室指的是男子原配死后，续娶的妻子。继室也是正室嫡妻，不过如果按照此种说法来看，鲁隐公也应该是嫡子，这就明显与鲁隐公不能继位的事实发生冲突。而历史上对于继室又有另一种解释，就是说继室指的是元妃死后暂时主持内事的次妃。次妃虽然得以暂时主持内事，但仍属于妾室。这样一来整件事也能说得通了。

不过是不是还可能有另外一种猜测呢?元妃孟子死后，声子的确被鲁惠公扶正，但后来又被鲁惠公废黜，所以鲁隐公又成为庶子。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史记》中的记载也能说得通了，声子被扶正，隐公自然成为嫡子，鲁惠公为他迎娶仲子，后来鲁惠公自己迎娶仲子做夫人，把声子废黜。大家觉得这种说法可不可靠呢?

还有另外一处记载可以从侧面稍稍佐证这种猜测。鲁惠公的改葬礼，鲁隐公没有参加。“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左传》)。自己父亲的改葬礼，儿子却没有参加，这是很不符合常理的事情。这是不是可以说明鲁隐公对自己的父亲心怀怨怼呢?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测，鲁隐公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无法出席改葬礼。

不管怎么说，鲁隐公无法继承鲁国的国君之位已经是事实，他成为鲁国的摄政者，代替未成年的鲁桓公行使君权。不过尴尬的身份很快将他置于一种相当困难和尴尬的境地。

堂堂一国主君既然无法控制手下的大臣和国家的行动，这像话吗?国家的大臣不听从命令，甚至就连筑城、出兵、会盟这样的国家大事都敢擅自做主，他们明显没将鲁隐公这位摄政者看得太重，此时鲁隐公显然还无法完全控制鲁国的局面。如果鲁隐公是名正言顺的鲁国国君，他们还敢这样吗?说到底还是因为身份的尴尬，导致鲁隐公底气不足，朝中某些大臣也不服他。

而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加强自己的权威，鲁隐公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举措，比如调整鲁国的对外布局。

与邾国的会盟，《左传》中明确指出是鲁隐公刚刚摄政欲结好于诸侯。而与宋国的交好，则是力图改变与宋国的恶劣关系，推翻鲁惠公时的对外政策，除此之外，其他的外交活动也还有很多。通过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鲁隐公一来可以借此宣示自己的地位，增强自己的权威。二来，可以展示自己的治国能力，为鲁国构建一个相对稳定有力的外部环境。三来，可以获得诸侯的认可，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外援。

再比如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的胜利无疑最能展示君王的权威和力量，虽然鲁隐公时对外战争并不频繁，但总体上胜多败少。通过外交活动、军事行动以及其他政治措施，鲁隐公的地位得到加强，鲁隐公得以逐渐掌握鲁国的权柄，大臣公然抗命等现象也逐渐消失。

而无论是何种政治措施，都需要他人的支持和实施，因此鲁隐公逐渐提拔起一些亲信，公子翚(羽父)就是其中之一。公子翚频繁参与鲁隐公时期的各项政治活动，更是频繁率军出征，俨然成为鲁隐公的左膀右臂。

不过也因为鲁隐公的尴尬身份，导致鲁隐公越来越依赖于这些支持者，过分的依赖使得更多的权力聚集于少数人之手，使得隐公有时也受制于人。公子翚想要出兵征伐郑国，隐公不允许，他竟然半请求半逼迫隐公同意，而隐公也无可奈何，可见这些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权力长时间侵染也助长了他们的野心和权力欲，公子翚觊觎更高的位置，更大的权力。

公子翚常年立于朝堂，对鲁国的政治形势自然很熟悉，他开始又是属于隐公一党，所以便向隐公进言诛杀桓公，以此保住隐公一脉的国君之位。此举一来是为了谋求更高的官位，二来笔者认为，可能也是为了长久保持自己的荣华富贵，毕竟自己属于隐公一党，如果放任桓公即位，自己未必能继续掌权。

但鲁隐公是位谦谦君子，他并没有贪恋权位，反而做好了还政的准备。此举不仅让公子翚谋求权力的打算落空，事实上也损害了隐公党羽的利益，毕竟谁知道桓公继位后会怎样对待他们这些隐公的亲信，失去地位和权力都是轻的，说不定还会失去性命，再加上公子翚也害怕鲁隐公将自己这番话告诉鲁桓公，真要如此的话自己可就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于是，公子翚索性先下手为强，转投鲁桓公，诬陷鲁隐公。而鲁桓公久在太子之位，早就猜忌兄长，大概成天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兄长还不会霸占位置不还，会不会杀自己扫平障碍，远没有鲁隐公看得开，再被公子翚一扇动，也就同意了。而鲁隐公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亲信和自己的弟弟要联合起来要自己的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失去了性命。而在鲁隐公死后公子翚和鲁桓公还要为自己穿上一层遮羞布，甩锅给寪氏，寪氏就这样做了替罪羔羊。

鲁隐公的悲剧结局其实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自己的尴尬身份，摄政者的身份不仅为他的治国理政带来太多的阻碍和困难，也为他带来数不尽的猜忌和质疑。客观来讲，到了这个身份，手握那样的大权，进退是个大问题，想好要退怎么退又是一个大问题，每一步都不能出错，一步错则步步错。而鲁隐公无最终也没能趟过这两道关卡，怎能不令人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