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是干什么的 原来他们擅长“笼络”和“孤立”

西汉史学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把先秦的诸子之学分为六大派，分别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德家。其子司马迁虽然在《史记》中讲了“合纵”与“连横”之术，但“纵横家”似乎未能自立一派。到了汉元帝时期，刘向集游士之言，编成一本《战国策》，专门讲论纵横之术;刘歆则在《七略》里把纵横家、杂家、农家与六家并列，合为“九流”，纵横家这才列入诸子学里。

根据班固的说法，纵横是一种外交策略，所谓“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是也。他认为上等的纵横家能够因权制宜，不辱使命，行事以诚信为本，力求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友好;而下等的纵横家则“上诈谖而弃其信”，讲究权谋博弈，损人利己。因此，纵横家并不单纯等同于权谋派系，或者说权谋派系只是纵横家之中的下下等。

班固认为纵横家出自外交官，首先要修好关系，其次才是博弈争斗

从“行人”到“权谋之士”的演变

春秋之时，诸侯间经常会盟，互相订立誓约，彼此之间还互派使者，《左传》将使者称为“行人”。当时的外交皆以诚信为原则，故而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因此行人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起两国之间的互信关系，能够完成这种使命的外交官才是上流的纵横家。例如晋国的行人巫臣通过出使吴国，与对方建立互信关系，并且教吴国人乘车射御战守之术，使其能够牵制住楚国，完成了外交使命;子贡曾自告奋勇，为保存鲁国而出使齐国，劝阻田常不要加兵于鲁，接着又往来于晋、越、吴之间，最终诱使吴国伐齐，然后挑唆越国从背后袭吴，改变了天下的形势。

可见，春秋时期的行人是不辱使命的使者，谋略虽然日渐凸显，但还未到唯利是图的地步。

到了战国时期，以强兼弱的趋势愈演愈烈，加以道德败坏、奸伪并起，一批“权谋之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取代“行人”的地位，成为新一代纵横家。“权谋之士”与“行人”有三大不同之处：

行人以“信”为原则，致力于建立起互信的关系;权谋之士则以“利”为原则，一切皆着眼于短期利益;

行人有固定的服务对象，忠于职守;权谋之士反复无常，历事数主，只追求自身的官爵与荣华富贵;

行人在更多时候只是上级的传声筒，级别不过使者而已;权谋之士在巅峰时却能够佩六国相印，号令于天下。

根据刘向所言，权谋之士大多活跃在战国的中后期，彼时秦国日渐崛起，六国相继衰落，各国之间的外交形式才以“合纵”和“连横”而出现。

《战国策》由刘向根据古简而校订成书，因错简较多，故而存在张冠李戴的毛病

先有“合纵”还是先有“连横”?

根据《战国策》与《史记》的说法，“合纵”与“连横”都是苏秦最先提出来的。在秦惠王初年，苏秦入关朝见，以连横之术游说惠王，劝其“吞天下，称帝而治”。惠王觉得秦国羽翼还未丰满，没有鲸吞天下的实力，所以谢绝了。

于是，苏秦便舍弃了连横之术，改用合纵来游说诸侯。他劝燕文侯“与赵从亲”，以免遭受攻击，得到了文侯的赏识;在燕国的资助下，苏秦又说动其他五国，使六国能够联合在一起共同对抗秦国，导致“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之后因犀首带领齐魏之军讨伐赵国，导致合纵解散，诸侯间变得无所适从。就在此时，张仪见秦国日益强大，便重新以连横之术来游说诸侯，要求他们“割地谢前过以事秦”，诸侯皆唯唯。然而，过了不久秦惠王就驾崩了，新继位的秦武王不喜欢张仪，诸侯们在观望一番之后，“皆叛衡，复合纵”，次年张仪也死去。

在《战国策》与《史记》看来，“合纵”与“连横”都出现在秦惠王时期(前337年—前311年)。“合纵”意味着“联合以抗秦”，“连横”则意味着“割地以事秦”，所以《苏秦列传》说：“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刘向也说：“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这是西汉人对于“纵横”的理解，然而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

《战国策》与《史记》里关于苏秦和张仪的事迹多有附会，司马迁自己也承认：“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根据《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秦惠王与赵肃侯、魏惠王、韩昭侯、楚威王、齐宣王以及燕文公同时在位。

那时，秦国才刚完成商鞅变法，尚未兼并巴蜀，也从未夺回河西之地，距离吞并天下还很远;在三晋之中，魏国实力最强，惠王就曾对孟子说：“晋(魏)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齐国自马陵之战重创魏国后，地位显著提升，孟子也曾对宣王说：“天下固畏齐之强也”，可见在秦惠王时期，魏国与齐国依然是函谷关以东的霸主。另外，韩国在消灭郑国之后，在申不害的治理下，国力也蒸蒸日上，致使十五年内诸侯皆不敢加兵;而楚威王则吞并了越国，得以独霸一方。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发生“抗秦”与“事秦”的争论。在另一篇考证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说过张仪与孟子同辈，苏秦与荀子同辈。“抗秦”与“事秦”的问题发生在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年—公元前251年)，《战国策》与《史记》把时间提前了半个世纪，所以它们对“合纵”与“连横”的描述是不全面的。至于把“连横”置于“合纵”之前，更无依据。

秦惠王时期诸侯竞相称王，秦国并非一家独大，诸侯没有合纵抗秦之必要

“合纵”与“连横”是什么意思?

西汉人把“合纵”等于联合抗秦，“连横”等于争相事秦，这是片面之见。《韩非子·五蠹》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春秋的行人讲究信义，重视道德;战国中前期的纵横家崇尚智慧，讲究技巧与谋略;到了后期，随着秦国一超多强，外交策略也就基于气力，诸侯只能在联合抗秦与争相事秦之间取舍了。张仪、公孙衍与惠施这一代人的纵横之术本于权谋，比他们晚了几十年的苏秦、李兑和魏无忌等人的纵横之术则本于气力。

“纵横”在最初意义上与抗秦、事秦并无关系。古时候，“纵”一般写作“从”，而“横”有时候也叫“衡”，《荀子》就说：“以能合从，又善连衡”。因此，我们不能从字面去理解，说“纵横”就是竖立与平横的意思。《汉书·叙传》说：“从人合之，衡人散之”;《舒艺室随笔》说：“纵有聚义，横有散义，合众一曰从，散众事一曰横”。可见“纵”(从)有聚集、联合之意，而“横”(衡)则有着分散、瓦解的意思。

在外交上，讲合纵之术的人擅长联络各国之间的关系，使其结成友好的同盟，合众为一体，所以称为“从亲”;而那些主张连横之术的人，则擅长挑拨敌国之间的关系，使同盟破散，让某国陷入孤立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