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仔细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正是这些原因安禄山才敢起兵

带你仔细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

唐朝，自太宗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起，继有高宗“永徽之治”和武则天之“贞观遗风”，至玄宗朝前期的“开元盛世”，王朝国力臻至鼎盛，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一派繁华盛景。

正当所有人都沉醉在盛世恩泽而茫然不知危机已近之时，一起震惊海内的藩镇叛乱犹如晴天霹雳突然于王城穹顶炸响，随着洛阳和长安双都失陷，唐明皇仓惶遁走，大唐王朝一夜之间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境。

这其藩镇叛乱，堪称唐王朝立国276年间最大的一次劫难，史称“安史之乱”或“天宝之乱”。

唐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安史之乱

“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同时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藩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外族之兵，加上本部兵马近20万人之众，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由在范阳猝然起兵。

已沉浸在唐初盛世达百余年的大唐军民，对战争的记忆早已模糊淡忘。听说安史兵起，一时间震惊呆愕、不知所措，以至于叛军所经之地皆望风瓦解，或降或逃或死者不计其数，叛军进兵之态势如破竹，迅速控制整个河北之地。令人哭笑不得又极具讽刺的是，当地方告急文书奏报朝廷之时，醉生梦死的唐玄宗尽以为这些不过是安禄山政敌编造的谗言，置之不理。

安史叛军趁势一路西进，于同年十二月(起兵一个月后)顺利攻下东都洛阳，震惊朝野。就在叛军急攻潼关而不得之时，退守潼关坚壁不出的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又因宦官监军谗言被唐玄宗以“失律丧师”之罪斩首示众。紧接着唐玄宗在杨国忠的蛊惑之下连续遣使催促接替二人镇守潼关的老将哥舒翰速战，被逼无奈的哥舒翰抚膺恸哭，只好率军出关寻战，结果自然是羊入虎口、人地两失。至此，潼关天险告破，长安城门户大开，不几日，大唐都城长安宣告陷落，叛军之势达到鼎盛。

就在长安陷落之前的一个黎明，张皇失措的唐玄宗携皇子、皇孙和后宫妃子、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以及近侍一干人等从延秋门向南出逃。行至马嵬坡，六军将士在陈玄礼等人的率领下发动了兵变，杀死杨国忠父子等人，并逼迫唐明皇下令缢杀杨贵妃，史称“马嵬坡之变”。

此次兵变之后，众将顺势拥立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并尊李隆基为上皇。唐肃宗上位后重用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领唐军抗击叛军，收复了部分河山。此后随着叛军内部的持续内乱，叛军势力日渐衰微，终而于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宣告兵败。至此，历时七年又二个月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

然而，“安史之乱”对唐王朝和当时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是触目惊心的，堪称一次空前浩劫。据《旧唐书·郭子仪传》所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不仅如此，这次变故让唐王朝的盛世景象一去不返，致使其后的中、晚唐期间陷入了长期衰败和苟延残喘。

一个萦绕脑中的历史疑惑

对正史史料铺陈至此，感叹之余，若结合历朝历代之事以宏观历史视角观之，笔者不禁有一个不小的疑惑萦绕脑中。

自古以来，封建王朝集权制度之下，地方或者局部的谋乱，多发生于中央集权弱化、皇权对地方的控制力日衰、百姓民不聊生的王朝衰败期。因为只有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野心家们的揭竿而起才有可能得到一呼百应，并瞬间形成燎原之势。

但是反观“安史之乱”，其爆发的背景并非乱世，彼时的唐王朝正处在“开元盛世”后的天宝极盛时期，按说安禄山在这个时候选择起兵作乱绝非良辰吉时，因为缺少社会基础，无异于搬石头砸自己脚，等同于“作死”。

可为何安禄山居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如前文所述，他从范阳起兵，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洛阳和长安两都并称帝，撵着唐明皇仓惶遁走。若不是“马嵬坡之变”以及郭子仪、李光弼和后来的仆固怀恩等将领的奋力平叛，大唐王朝的国祚估计早已寿终正寝了。

因此说，选择在盛世谋乱，这是典型的不按常理出牌的奇异之事，而且还差点颠覆了大唐王朝。笔者不禁疑惑，彼时的安禄山到底作如何想?又是什么让他有那样的底气?再者，“安史之乱”发生之初是否真如史书所说的那样不得人心、全民抵制呢?

安禄山敢在盛世谋乱，并非作死而是看准了时机

带着上述疑问，追溯历史真相，笔者得到了答案：安禄山之所以敢在盛世谋乱，并非不顾天时的主动作死，实际上是他发现了盛唐的繁盛表象背后，隐隐浮现着各种乱象，如同一个外表看起来气色红润、身强体健之人，却在体检之时意外发现已经三高甚至罹患严重糖尿病，而其人本身却未有察觉。

透过现象看本质，安禄山眼中所看到的乱象和机会，也即是促成“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笔者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五项：

首先，“强枝弱干”的军事架构是促成“安史之乱”的内在核心原因

唐朝自开元以后，为了效仿汉武帝开疆拓土以及应对日渐强大起来的吐蕃、南诏、契丹和突厥等政权的边境袭扰，唐玄宗开始在边防体系上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节度使制度，在边境上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这确实是玄宗朝在面临新的边境局面之下所作出的有效应对之策，不能否定其正面作用。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随着这一制度的持续强化和制衡缺失，客观上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军事架构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变为“居轻御重，强枝弱干”，造成边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战斗力都远胜于中央军。

玄宗朝以前，唐帝国的军事架构基本是“居重驭轻、强干弱枝”的格局，中央对于全国军队有着极强的控制力，中央军远胜于边军。然而这一格局到了开元之后，随着节度使制度的建立而开始逐渐转变成“居轻御重，强枝弱干”的状态。我们以一组天宝元年的数据为例，当时九镇节度使和一经略使所统辖的兵力比对如下：

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各部，兵额24000人;

北庭节度使——抵御北边的突厥，兵额20000人;

河西节度使——隔断西南边的吐蕃与北边的突厥，兵额73000人;

朔方节度使——抵御北边的突厥，兵额64700人;

河东节度使——与朔方成犄角共御突厥，兵额55000人;

范阳节度使——抵御北边的奚和突厥，兵额91400人;

平卢节度使——镇抚东北方的室韦和靺鞨，兵额37500人;

陇右节度使——备御西南方的吐蕃，兵额75000人;

剑南节度使——抵御吐蕃和南诏，兵额30900人;

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靖南边夷、獠等民族武装，兵额15400人。

这十镇之地，除了河东与京师临近外，其他九镇皆为边地。这十镇加起来的总兵力达到了48.69万，而彼时用于守卫京师的中央常备军兵力仅有区区9万，边军兵力是中原军的5倍有余。仅以安禄山身兼的范阳、平卢和河东三镇节度使，所能统御的兵马就达到了18.39万人，是中央军的两倍还有多。此外，这些边军长期与边境上的少数民族武装进行对抗，其战斗力之强悍绝非长期养尊处优的中央常备军所能比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兵额数量上还是在军队战斗力上，天宝年间唐帝国的军事格局呈现出了极为明显的“居轻御重，强枝弱干”格局，而这种格局却又是极为危险的。王夫之曾于《读通鉴论》一书中对此评曰：“外强中枵，乱亡之势成矣。”

其二，边将拥有专征之权，造成边将久任其职的格局，进一步强化了边军之强盛。

玄宗朝以前，每每有边患之时，唐帝国的普遍作法是临时任命大将为某道行军总管来率军远征，战事一旦结束，这些将领便回到京师任职，这便是“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但是到了玄宗朝，随着节度使制度的固定，统御一方的节度使无须回京，而是委以专征之权，造成了边将久任其职的格局。所谓节度使，我们可以逐字解读一下以便于加深认识。“节”指的是朝廷所赐旌节，一种全权印信，而“度”即是指手握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地方一切资源，故称节度使。

我们从唐末五代十国中可以知道，这种边将久任其职的格局，进一步强化了边军之强盛，极容易造成边将就地割据而立的情况。

三是大肆起用蕃人为重镇边将而为有制衡和约束，甚至一人兼任几镇节度使，更是为蕃将势力膨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的条件。

天宝年间，特别是“口腹蜜剑”的李林甫为相之时，他为了杜绝边将回京担任要职进而威胁其权位，于是极尽迫害朝中有名望的大将，同时向唐玄宗鼓吹蕃人淳朴单纯、骁勇善战、忠厚无异心，极力建议唐玄宗大胆任用蕃人为镇守边境的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取得唐玄宗的信任并被起用，到后来更是毫无顾忌的将范阳、河东和平卢三大重镇节度使之职全权委以他一人，客观上让以安禄山为代表的蕃将的势力迅速膨胀壮大。

此外，唐太宗时期，但凡任用胡人为远征将领，例如契苾何力和阿史那杜尔等人，定会有另派朝中重臣或另一只队伍随行出征以为督军，这样一来便有监督和约束机制。然而，玄宗朝的节度使制度，并未有任何的制衡和约束机制，尤其是对于蕃将。因此，蕃将势力趁机坐大直当不可避免。

综上三个方面问题，让天宝年间的唐帝国陷入了鲜明的“强枝弱干”的军事危局而不自知，连高力士都能看的明白，对玄宗言及：“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又言“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令人遗憾的是，醉生梦死的唐玄宗却置若罔闻。这样的有利形势，可是天大的机会啊，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安禄山，怎么可能心里不明白呢。也正是掌握了无与伦比的资源和实力之后，安禄山的野心才会逐渐膨胀，最终有底气于盛世猝然一击。

其次，“募兵制”代替“府兵制”的兵制改革是促成“安史之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纵观古代历史，每个大一统的王朝均有其独特之兵制，如唐朝赖以兴盛的“府兵制”，宋朝为防止地方割据的“更戍法”，以及元朝所创的“军户制”、明朝独有的“卫所制”，还有清朝的“八旗绿营制”等，沿袭之中各有创新而别具特色。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王朝之兴衰常常与其兵制的变更或兴衰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例如宋朝正是改革兵制，实施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更戍法”，极大的割裂了武将与兵士的联系，造成了北宋在军事上长期弱势的被动局面。而在“安史之乱”的促成因素中，似乎也看到了兵制改革对唐王朝的军事格局改变的深远影响。

“(府兵制)其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新唐书》

由此可见，“府兵制”的产生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隋朝得到完善。而唐高祖李渊创立唐朝之初，所实行的就是这种“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度。然而这种唐朝立国之本的兵制，却在之后百余年间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瓦解而变得名存实亡。这一点，笔者从以下两个层面解读。

一是“均田制”的瓦解造成了“府兵制”的名存实亡。

唐高宗后期和武则天时代，伴随着土地兼并之风滋长以及朝廷对官僚阶层无限制的赐田恩赏等系列原因，农民被动失去土地现象日益增多，到了玄宗朝，这一现象不仅未有扼制，反而愈加严重，因此作为高祖定下的“均田制”受到了严重破坏。如此情形之下，朝廷每每因战事征集府兵，就会发现缺额非常明显，其原因就在于农民逃户和逃兵现象已司空见惯。由此，随着作为“府兵制”的实施基础的“均田制”走向瓦解，“府兵制”早已名存实亡了，无法适应彼时唐帝国的军事需要了。

最终，唐玄宗不得不改变兵制，采用“募兵制”取代沿用百年的“府兵制”。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玄宗下旨招募职业士兵，称为“长征健儿”。

二是“府兵制”的废止，“募兵制”的兴起又极大助长了边军之势。

所谓“募兵制”，说白了就是所招募的士兵是终生制的职业士兵。这样的制度之下，再叠加以藩镇节度使制度，让久任其职的边将通过威逼利诱和收买笼络，和这些自己招募而来的终生制士兵之间形成了一种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强纽带关系。

这些兵士要想混的好，无须对国家和他人负责，只需要向长期统领自己的节度使表露忠心即可。而这些藩镇节度使作为地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可直接决定着这些兵士的生死与发展通道。两相呼应之下，自然而然的造成了武将权重、兵随将走的情形。这一点在安禄山身上放大的更为明显。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更是肆无忌惮的利用募兵制与节度使制度结合得以放大的制度漏洞，不仅控制了三大藩镇的税赋，更是掌握了唐帝国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而有余，可谓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兵甲、武器和战马也是应有尽有，成为在众多边将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

此外，安禄山利用专征之权和募兵制，大肆招募骁勇善战的边境各族胡人进入账下，利用唐朝的赋税供养着这些蕃兵蕃将，更是使其军队的战斗力强于其他各镇。例如东北城的鞠仁兵，便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

由此可见，“府兵制”的废止，“募兵制”的兴起叠加节度使制度的有利因素，极大的助长了安禄山等藩镇边军的势力，成为促成“安史之乱”最终爆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宠幸杨家导致朝政荒废是促成“安史之乱”的外在导火线

玄宗一朝，前期的奋发惕励、励精图治和选贤任能，终而开创了“开元盛世”之繁荣，然而在后期，随着唐玄宗自己的堕落腐化，选人任人开始出现重大失误，先是任用“口有蜜、腹有剑”、排斥异己、把持朝政十九年之久的奸相李林甫，后又爱屋及乌的任用“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徇私误国”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朝政长时间把持在奸人之手，导致原本政通人和的气象渐渐被乌烟瘴气、腐败黑暗所遮蔽，百官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野心家们也相互倾轧斗争不止，朝廷内部的矛盾淤积日盛。特别是后期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势同水火，最终导致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由在范阳猝然起兵。

由此可见，唐玄宗醉生梦死沉浸温柔乡，宠信奸佞致朝政荒废、权臣倾轧，恰恰让苦于“出师无名”的安禄山找到了一个“清君侧以救天下苍生”的堂而皇之的旗帜，成了“安史之乱”爆发的外在导火索。

第四，社会矛盾丛生是促成“安史之乱”的社会基础

唐玄宗曾有诏书云： “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情之端，远近皆然，因循已久。”——《旧唐书》

玄宗一朝特别是天宝年间，随着最高统治集团的日益腐化，土地兼并现象“因循已久”，均田制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百姓无以为业而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渐渐滋长。

加之唐玄宗李隆基整日纵情声色，集万千宠爱于杨贵妃一身，挥霍无度，贵妃喜好漂亮衣裳，便专设刺绣工匠达七百人为一人服务;贵妃姐妹三人年用脂粉钱便达百万之巨;贵妃好吃荔枝，便特派使从岭南八百里加及速递进宫以搏其欢颜。此外，宰相杨国忠权势滔天，更是作威作福，声色犬马，荒淫奢靡。而这一切，一切开支用度皆取之国库，实源于民脂民膏。如此光景，即便彼时社会经济再发达，国库再充盈，也无法阻挡人民的负担的日益加重和社会矛盾的持续加剧。

由此，唐朝当时虽处盛世，表面上一派祥和太平，而实际上其兴盛之根早已腐烂，统治集团极富极贵，而底层百姓却无以为业日渐贫困，社会贫富悬殊，积怨日深。这种积怨和不满日益积聚和郁结，让他们变得敏感而易被煽动，结果安禄山一吆喝，这些身无长物的百姓也便趁势跟上了，犹如干材遇见火星。相信安禄山也是看到这一点，才让他有更强的底气。

第五，承平日久导致朝野麻木在客观上促成了安史叛军的迅速坐大

"山乘铁舆，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描述的，因为“承平日久”，朝野上下依然沉浸在盛世繁荣的印象之中而麻木不堪，包括唐玄宗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在如此盛世之下“夫复何忧”，根本不曾想到会有人在王朝极盛之际选择叛乱。正是这样的意识麻木，让唐王朝毫无戒备，客观上促成了安史叛军在短时间内势如破竹，迅速坐大。

综上所述，安禄山虽然不见得能像我们这样“事后诸葛亮”似的分析的如此透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古人但凡举事，必定一讲究师出有名，二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杨国忠祸乱朝纲，打出“忧国之危”、奉密诏贼的旗号是为师出有名;时值节度使制度和募兵制两权相加，边将自主权大增，安禄山更是身兼三大藩镇节度之权，无论兵力还是战斗力都是当世无双，反观中央守备却是将弱兵寡，而其他九镇之边兵也不可能迅速归拢，这种“外重内轻”的格局，便是起兵最佳之天时;安禄山所掌控之平卢、范阳和河东三地，与权力中心咫尺之遥，此为地利;安禄山三镇兵力十八万，连同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外族之兵共计二十万之众，可谓兵强马壮，加上百姓积怨日久，矛盾丛生，民意可用，此为人和。因此说，这四大要素基本齐全了，所以安禄山才敢盛世猝然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