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位时期做的这件事，让当时的文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满清的文字狱最为惨烈。

在很多人眼中，乾隆是一位开明贤德的千古名君，可事实上，到了这位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可谓文化浩劫。

下面就扒一扒大搞文字狱，都干了些什么龌龊事。

据《清代文字狱简表》统计，乾隆在位60年，退休后仍不舍得弃权，又管4年，共计64年，制造的大规模、中规模和小规模的文字案共计130多起，整个清朝文字狱大案160多起，占80%，可以说五个月就要对文人“刀斧伺候”一次。

其中47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15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为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这两人都是雍正在位时文字狱的受害者。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当时文人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

乾隆十六年前后，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在社会上流传着。奏稿指斥乾隆帝南巡扰民及金川用兵，直书‘五不可解十大过 ’，并遍劾满朝权贵。十六年七月。云贵总督硕色密奏此事后，乾隆帝下令追查，结果在全国十七个内地行省中都发现了伪稿的踪迹，牵连者竟达千人以上。

在《清史纪史本末》对这个案件也有记载。“鲁生遂与时达等伪为嘉淦谏止南巡，疏累万言，指斥乘舆，遍劾阁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传播远近。……此案文武吏牵连获罪者几及千人，蔓延至于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几以忧卒”。

也即被冒名的孙嘉淦在这个案子爆发后，被活活吓死了，可见乾隆之统治恐怖到什么程度。

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后被乾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遂将下旨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

胡中藻官拜内阁学士，写有诗集《坚磨生诗钞》。其中有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诗句，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将其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他死去的老师鄂尔泰，也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清代文学家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因《康熙字典》收字太多，用之不便，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刊行面世。书刊出之后，被人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照大逆律问拟。”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为奴;并痛斥海成办事不力，革去职务交刑部治罪，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高晋，因为难辞失察之咎，一番痛骂后受到降级留任的处分。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被暗指满清。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认为“显有兴明灭清之意”。于是下旨查办，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认为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

连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因为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兼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沈德潜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徐家惨遭灭门不说，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无奈隐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马桶里以躲追究。

又有道学先生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其父尹会一是道学家。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忽发老来疯，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乾隆帝当即火冒三丈，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古稀罪”：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杀。

乾隆四十七年，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则被凌迟处死。

乾隆四十八年，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乾隆五十三年，湖南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没及第，写出一部《笃国策》，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斩立决。

其他涉及“华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狱俯拾皆是。

江西德兴的祝庭诤，为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认为是影射当朝。于是判祝庭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江苏兴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

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皆被定为逆案。

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当时涉案等五个主主犯早已过世，仍照大逆凌迟律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族人卓慎之子，均依大逆连坐律，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斩立决。

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有一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惨遭斩首。

当然，其间也不乏文人失尊拍皇家马屁拍到马腿上，把性命拍丢的主儿。

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结果，将智天豹处死。

这类事情举不胜举，可以说，那时文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野史上讲到一个刘三元，此人神经有毛病。某日，他疯气一犯，对着衙门大喊：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此等书面语言大老粗是说不出的，这个刘三元很可能是位落第秀才，因屡试不第，压抑而疯。可惜，乾隆政府并没有因精神的问题赦免他，判他个一刀之刑。

乾隆这位可“十全老人”，咬文嚼字的功夫也的确了得，他不但火眼金睛，还有骨头里面挑刺的癖好。到他这一朝，忌讳的字眼不断扩大，从明显处到隐晦处，从字面义到引申义，层层推敲，让文人们防不胜防，一旦被他揪住小尾巴，他根本不会给你留申辩的余地，一瞬间便能让你体会到啥叫“祸从天降”。

直到嘉庆年间，文字狱的阴影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