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表梳理历史朝代顺序
清史专家戴逸先生曾说，所谓盛世，应具备的条件包括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等。
就此而言，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有三个，其一为西汉“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约一百三十年;
其二为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约一百二十年;
其三即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从康熙元年到乾隆六十年，计一百三十四年。
其中，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
戴逸先生认为，康雍乾时期之所以发展为盛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三代帝王励精图治、勤政务实及其独有的个性与战略眼光，加之军机处、秘密建储、耗羡归公、养廉银等制度革新，由此政治局面安定，疆域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也与其他朝代所不具备的外部因素有关，如这一时期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据统计，十八世纪一百年间外部输入数亿银元，而中国自产只有五千万两;
而另据《白银资本》一书的说法，十六世纪后二百多年中，全世界白银总产量12万吨，其中约一半流入了中国。
作为商品交换的货币媒介，大量输入中国所稀缺的白银无疑大大刺激了康乾时期经济的发展并迅速并扩大了经济总量，于国于民都大有好处。
再者，从美洲传来的玉米、土豆、番薯、花生等开始广泛种植，其他粮食作物如水稻等的耕作技术有所提高，产量也增长明显。
由此，在短短一百余年中，中国人口从康熙初年的六七千万连续突破一亿、二亿，进而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人口，这几乎是此前人口高峰三倍之多。
此后，中国人口进一步增长，至嘉庆年间突破四亿。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的兴起，中国人口减少了数千万，但清末仍维持在四亿人口以上。
从数据上说，康雍乾时期也无愧为盛世。
据安古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及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的研究，在乾隆辞世的十八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份额的三分之一，这比当下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还要多;
而在当时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中国所占的份额超过整个欧洲近五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
当时的中国人口，也接近是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当时世界有十个五十万以上居民的城市，其中有六个在中国(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
按：近代以前各国经济总量的计算方法在学术界存在争论，安古斯.麦迪森与保罗.肯尼迪的看法只是其中之二。参见郭成康等：《康乾盛世历史报告》，第6页;《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第5、6页。
再者，乾隆朝在统一新疆后，中国疆域面积达到了一千四百五十三万平方公里，这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第二大的疆域。
而且，和以往朝代所不同的是，乾隆朝的军事能力是强大的，对整个疆域内的实际控制力也是历代最强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朝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富强的一个时代;而从横向对比看，乾隆治下的大清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否则，马嘎尔尼及大英帝国岂能就此忍辱负重、善罢甘休?换到半个世纪后，岂不是立刻提兵来见?
但是，如中国哲学所言，利弊相因，福祸相倚，乾隆朝看似繁花似锦，但盛世光环下隐藏着重重隐患。
开国既久，大清帝国内部的各种惰性与弊病自不必说，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尤其是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勃兴所带来的欧美崛起，东西方的静止平衡即将被打破。
面对即将席卷而来的世界一体化及外部世界的挑战，乾隆有幸，崩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
毫无疑问，一个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东方古老帝国无法迎接这些新挑战，乾隆在世，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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