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表梳理历史朝代顺序
左宗棠和曾国藩，这两位不但是“同治中兴”的主要参与者和缔造者，还同为湘军大佬，两人更是湖南老表(左为湖南湘阴人，曾为湖南湘乡人)有了这样的关系，两人自然应该亲近无比，但现实却让我们大跌眼镜。
最初曾左两人的确是惺惺相惜，配合默契，可惜到了后来两人形同陌路，势不两立，冰炭不能同炉，左宗棠甚至一提到曾国藩就要破口大骂，大有恨不得生喝其血，生啖其肉的架势，那究竟是什么让曾左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变成了“老乡见老乡，背后来一枪”呢?
首先曾左交恶是一个时间性，过程性的事件，它并不是一蹴而就发生的，而是漫长的积累，沉淀，终于有一天由量变变成了质变。而且曾左交恶，说句不恭敬的话，左公的责任要大一些。
曾左交恶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因为穷。
为了抗击太平军，曾国藩有了组建湘军的想法，可没钱没粮怎么募兵?活人当然不会让尿憋死，于是曾国藩一拍脑门，找富户士绅借呗!于是老曾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一手软来一手硬，一方面向富户们宣扬爱国情怀，国家有难，这个时候需要你们慷慨援手啦!要是有人吝啬不交，那就是你不爱国，衙门里的板子和班房可是非常欢迎你的哦!
您看，这所谓的捐输其实就是勒索摊派，说是借款，老曾压根也就没想着还，不过这位爷有朝廷“帮办团练”的圣旨，又有国家大义在手，里子面子他全占了，士绅们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本来一切很顺利，但很快曾国藩就踢到了铁板，这块铁板就是原两江总督陶澍家。
陶澍是晚清重臣，任两江总督多年，这样的人家里不说金山银海，但肯定是不缺钱的，于是老曾命令陶桄出银三万，限期交付。陶桄倒是对捐输没意见，但一时之间却筹措不了这么多现银，于是便向曾国藩请求：捐钱没问题，但三万一时拿不出，咱能不能先打个折扣，让我捐一万啊?陶桄说的合情合理，但曾国藩也是有苦说不出，眼看湘军出军在即，饷银却差了许多，怎么和朝廷交待?而且陶澍为官多年，陶家在益阳购买田产颇多，区区三万不过是其一年的收益而已—“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伤元气”。于是曾国藩便认为陶桄仗着自己是士绅故意不交，他一封信直接写给了湖南巡抚骆秉章，口气十分强硬：他陶桄要是交钱还则罢了，要是不交，老子就要拿人了!
老曾有张良计，陶桄也有过墙梯，陶澍虽死，但陶桄家也是有大人保护的!陶桄有个岳父叫左宗棠，有个妹夫叫胡林翼........
这样的人家当然不会坐以待毙，眼看老曾软硬不吃，陶桄赶忙去找自己的岳父左宗棠，想请老岳父出面向曾国藩求求情，对于女婿捐输左宗棠是很赞成的，他也理解女婿的难处，毕竟陶澍已死，陶家在当地声势已不如往日，家境也不如前，总不能因为捐钱搞得勋贵子弟吃糠咽菜吧?而当曾国藩丁母忧回乡时，左宗棠早已作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见过曾国藩，两人交谈融洽，关系极好，也算是有了一些交情，为了女婿左宗棠也只能厚着老脸跑到长沙找曾国藩说项，请老曾高抬贵手。可惜老曾铁面无私，愣是没给左宗棠留一点面子，毫无犹豫的拒绝了。左宗棠也没办法，只能让陶桄拿着田产、地契跑到巡抚衙门诉冤，他曾国藩说我陶家有钱，现在我把家产全都上交，您看看够不够这三万!
得，闹了这一出整个湖南士绅大哗，毕竟陶澍乃是湖南英才，朝廷元勋，你曾国藩竟然如此折辱功臣之后，简直是斯文扫地!这么一闹陶家的捐输自然也是不了了之，曾国藩大丢面子。事虽然结了，但左、曾二人彼此热络的关系却冷淡了许多，左宗棠埋怨曾国藩要钱不要脸，曾国藩则认为左宗棠心胸狭窄，因为找他女婿要钱的事情记恨于心，很多年后曾国藩回忆起这件事还说：“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家捐资缓颊未允，以至仇隙。骆吁门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
就因为“捐资缓颊未允”，虽不至于“以至仇隙”，但至少也埋下了两人不和的种子。
而捐银之事刚告一段落，同年二月，曾国藩率领湘军倾巢出动，向太平军发动了攻击，可惜在靖港被太平军打的满地找牙，湘军兵勇们纷纷逃跑，起初曾国藩还执剑督战，勉力维持秩序，但随着水陆皆败，损失惨重，曾国藩羞愧交加，二话不说就纵身跳入水中，没脸活了!而此时左宗棠已经投靠湖南巡抚骆秉章，知道曾国藩兵败后，迅速前往湘军残存战船上看望老曾。
而这时候曾国藩刚被幕僚们从水里捞起来，精神颓唐，狼狈无比，连基本的收拢败兵，点清武器、炮弹等工作也做不到了，而左公也是个典型的湖南汉子，一看曾国藩毫无担当净想着自杀，劈头盖脸就是一番臭骂，骂的曾国藩闭目不语，好歹是不再提死了，不过他这个状态也没办法整军，于是请左宗棠代行其职，左宗棠回忆起这件事时多少有点慨然自得：“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不过您别看左宗棠把自己写的大义凛然，《药裹慵谈》却记载他多少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他还嘲笑曾国藩是是“猪子”(难道是猪仔的意思?)这话虽然刺耳，但吃了败仗的曾国藩却忍了下来，曾国藩是吏部左侍郎，正二品的朝廷大员，而左宗棠不过只是一个幕僚，无官无职，一介白丁，竟敢对曾国藩指手画脚，肆意辱骂，两人性格差异之大，左公之狂妄，曾公之隐忍可见一斑。
等到咸丰七年时，左宗棠“大嘴巴”的特点更是把曾国藩气了个半死，这年春天曾国藩父亲曾麟书病逝，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未经朝廷许可回家奔丧(一般来说官员双亲病逝后需要上疏申请丁忧三年，此时朝廷离不开曾公，多半会让他夺情，且未经同意擅离军营也是罪过)。对于这种行为左宗棠颇不以为然，他更批评曾氏兄弟“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老子父亲死了回家守孝，怎么就“非礼非义”了?曾国藩看了左宗棠的信后气的怒发冲冠，估计没少拍桌子骂娘—“七年，督帅以忧归，左责其弃王事，帅深忿而不能言”
不过曾、左二公到底是伟人，虽私下也有矛盾冲突，但两人终是以国事为重，咸丰十年，在曾国藩的推举下，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协助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协办军务，自此，左宗棠成为曾国藩门人，次年，曾国藩推举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接着又建议其为闽浙总督，举人出身的左宗棠终于成为边疆大员并自立门户，摸着良心说，曾国藩是左宗棠命中的贵人，仕途上的大恩人。
但左宗棠又一次伤害到了自己的大恩人，这也导致了两人的彻底交恶。
同治三年，天京城陷落，破城后曾国藩向朝廷献上奏折禀告洪秀全服毒身亡，幼天王洪天贵福烧宫自尽—“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瘗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福瑱重袭伪号。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应俟伪宫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确据，续行具奏。”
但没过多久左宗棠上疏打脸了，他禀告说洪天贵福并没有死，已经由黄文金、杨辅清、李远继等人接入湖州城，并弹劾曾国藩做假证，欺君罔上!于是清廷震怒，下诏责问曾国藩到底是咋回事儿?什么都能忍，欺君之罪何其重大，老曾脾气再好也忍不了了，你想置我于死地，那我也不让你好过，于是曾国藩上疏清廷：南京城大人多，洪天贵福趁着交战逃出去是很有可能的，当年收复杭州，汪海洋、陈炳文等十万反贼都逃了出去，这次逃出几百个人也没什么吧?
而杭州城是谁打的?左宗棠，你说我放走匪首，你再看看你自己!左宗棠不甘示弱，两人互上奏疏，大打嘴炮，这对湖南老表终于交恶。
其实说到底，曾国藩和左宗棠从并肩作战的好伙伴到冰炭不能同炉的死敌，最大的原因在于两人的性格不合。
左公为人慷慨豪迈，虽是一介书生但有雄才，往好了说是文武双全，才华过人，往坏了说就是骄狂过甚，恃才傲物，这位爷最为崇拜诸葛亮，发展到后来甚至称自己为“今亮”(诸葛亮在世)。还得意洋洋的说“今亮或胜古亮”，您就知道左公啥脾气了。
而左公也的确像是个被宠坏的孩子，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已经名满湖南，两江总督陶澍见了左宗棠求着他定下儿女之亲，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时也曾邀请左宗棠到湘江边交谈—“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湖南巡抚张亮基求着左宗棠当幕僚，后来的骆秉章更是甘当傀儡，凡事先都让当幕僚的左宗棠过目，而潘祖荫更是夸赞左宗棠：“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而面对诸多封疆大吏的礼遇，还只是一个举人的左宗棠也老实不客气，他在当幕僚时大权独揽，丝毫没给张亮基、骆秉章留面子，有时候给朝廷发文件甚至还不通知本主，骆秉章还得事后找人要文件来看。有一次零陵总兵樊燮前来拜访骆秉章，左宗棠代为接见并让他行礼，樊燮觉得不可思议，我一个堂堂总兵凭什么给你行礼?结果左公脾气上来当场发作，朝着樊燮就是一脚，并破口大骂：“王八蛋，滚出去!”
总兵可是堂堂二品官啊.......您说说左公这脾气。
左宗棠也不怎么看得上曾国藩，头次见面，左宗棠对曾国藩印象不错，但“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你人是不错，不过这个能力嘛，比我可就差远了!而且在左宗棠给别人的信中不止一次提到曾国藩“才短”、“智短“—“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近来外人亦不尽以书憨嘲之。”曾国藩嘛，能力不行，好在这货还比较听话，在我的指点下现在官员们总算不嘲笑他了，其傲慢自得真是溢于言表。
但老子天下第一的左宗棠也有自己的隐痛，他自诩诸葛亮在世，可在科举上却屡屡碰壁，费尽心机考上了举人，却在考进士时屡试不第，接连数次都名落孙山，没考上进士，自然也就没办法当官，满肚子的韬略只能自娱自乐，无奈的左宗棠也就只能给别人当幕僚，当参谋，虽然名声极大，但终究只是个副手。而曾国藩则全然不同，他考上举人，当上进士，又入翰林，拜当朝宰相穆彰阿为座师，极受朝廷赏识重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才能平平的曾国藩已经是二品大员，而才华横溢的自己则一介白身，您说说，左宗棠怎么可能咽的下这口气?
所以尽管曾国藩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但左宗棠却屡次“忘恩负义”的原因，他太想要证明自己了，而曾国藩，则是他最好的假想敌和对手，要是老子有他这样的机会，会是这个窝囊样?所以曾左交恶后，宽厚的曾公只字不提左宗棠的是非对错，而左公则不依不饶骂了曾国藩几十年......
分享几个小故事：
其一：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
其二：文襄总督两江。官绅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见宾客无他语，不过铺陈西陲功绩，及历诋曾文正公而已。
其三：左相始则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终乃兼骂合肥李相及沈文肃公，然其意若谓本不如己远甚，初无待其力攻也。
也就是说后半辈子的左公干的最多的事就是骂曾公(间或也骂一骂李鸿章和沈葆桢)，以至于在曾公死后，其后人还特别担心左公接着开骂，谁知左宗棠献上挽联一副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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