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后墨子思想却成为历史长河的遗痕？只因为墨子的思想是平民思想

墨子是战国初期的人，他和鲁班也是同一时期的人。鲁班是木匠，据说发明了刨子、锯子、直角尺、墨斗。然而鲁班遭到了墨子的批评。鲁班做了一个木头的小鸟，里边装上永动机，使这个小鸟在空中连续飞翔三天三夜不停息，自以为自己巧到了极点。墨子就教育鲁班说：“你做的这个鸟，不如工人做的轴承。工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削三寸之木作出个轴承，可以承载六百斤重压。你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有利于人民，才叫巧，无利于人民那就叫拙!知道了吗，所以你的飞鸟是奇技淫巧，光给富人看着玩的，全然没有他的车轴有用!他的车轴是帮助劳动人民干活的!”

鲁班被说服了，很受教育，从而他放弃了对古代飞机的深入研究，改按劳动人民的需要而创造了，于是创造出了傻大黑粗的石碾子。

种种迹象表明，墨子出身可能是不怎么高的人，所以他创见了自己“尚贤”的下层人民哲学，意思就是庶人虽然出身不高，不是大家族，但一样也有贤人，应该让这样的贤人主宰天下。或者退而求其次，组成联合政府，让贤人参政议政，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大家族的亲戚不能老垄断着政府，要让出一些肥缺和名额到普通阶层出身的人。

墨子的这种思想，一定会得到从前春秋末期阳虎先生的拥护。

事实上，墨子这一思想在随后的战国时代确实获得了伟大兑现，布衣们纷纷参政，诸侯任人唯贤，以往任人唯亲的大家族垄断政府被打破。墨家也成为了“显学”，时髦专业。甚至，真的有些国君如魏惠王、秦孝公、燕王哙真要把君位禅让给“贤人”们。

这种“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贤人可以窜上去当政，就等于说是以“尚贤”否定了从前春秋时代的“尚贵”和“亲亲”。

从前春秋后期的大圣人孔子的学说中心思想，就是维护既有等级秩序的和谐，这是孔子的“一个中心”。这种等级秩序，本身指的是贵族各阶层间的秩序，比如三桓不应该欺负上边的国君。所以，孔子的思想，其前提，还是“尚贵”的，是肯定贵族的天生特殊性之后，才发的一切议论。

墨子思想和孔子思想，可以说是布衣思想和贵族思想的碰撞。

孔子出身贵族阶层，凝结了贵族价值观念，是传统的儒家。墨子是战国初期的人，而这个时代布衣人士开始逐渐涌入政坛，所以他的思想也很有时代特性。与墨子同一时期，走上政治舞台的人物如乐羊、吴起，都是布衣出身，立下赫赫功勋，这和从前春秋时代世卿大夫(世袭的卿大夫)永远领兵出征，真是有霄壤之别。

另外，墨子为了能让布衣贤人参政和当政，不惜伪造了古史，编造出尧舜禅让的故事，以兜售自己的“尚贤”主义。

墨子的“尚贤”，和孔子的“既有等级秩序恢复周初的和谐，君主要在上面”这一个中心，可以说是两个时代，互相不搭界的东西，各自所谈问题的重点都根本不一样。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个中心，就又强调两个基本点：礼和仁，以此来维护一个中心的实现，即贵族等级秩序的和谐。由于墨子的核心思想和孔子基本是两个世界，所以墨子自然也不在乎孔子的“礼”对于维护他那一个中心的意义，所以墨子就毫不犹豫地狠狠地批判了孔子的一个基本点——礼乐。墨子说孔子的礼乐是奢侈而无用，礼的建设确实要花费大的价钱，比如孔子要求厚葬，守丧三年，期间什么都不能干，这也是礼的一种，丧礼吧，墨子骂这是对社会财富的白白浪费。孔子搞祭祀，中间的许多作法，墨子说他是教人虚伪。既然这样抨击孔子的礼乐，所以墨子也反对礼乐和奢侈，提倡朴素、节用、实用。

墨子提倡艰苦朴素，杜绝六情五欲，减少手足口鼻耳目娱乐，不许听音乐。墨子反对听音乐，反对葬礼，反对种种奢侈，反对艺术(因为艺术往往也是奢侈的，比如芭蕾舞、青铜器、玉器、雕刻、煎炙烹调、高台华榭，这都是奢侈的奇技淫巧!)，墨子讨厌这些四旧，他带头破四旧，苦行自虐，住茅草房，吃破菜破饭、穿破衣破裳，背着行李光脚走路，拒绝打出租车。

墨子作为战国初期的人，这时的社会问题已经不是春秋后期的国君卿族等级倒置，贵族秩序不复和谐，而是各国互相攻杀，民间也是大户欺小户，有本事的欺负没本事的，所以，因当时的社会主要问题不是贵族等级倒置，墨子也就对孔子以礼来试图恢复等级秩序和谐，没有什么切身感受了，于是觉得礼乐就是无用，只是白耗费官僚们的时间经历和给民众增加税敛上的负担，所以他就大肆批评孔子的礼。

不过，对于孔子的另一个基本点——仁，墨子倒是不反对的，不过，他提倡的仁，目的不是像孔子那样为了追求贵族内部的等级秩序和谐(即卿大夫要有仁心，从而不要犯上侵害国君，从而维护君卿大夫的等级和谐，这是孔子强调仁以服务于自己的“维护等级和谐”这一个中心的用意所在)，而是为了改变战国时国君民众相侵相害，相夺相斗，所以墨子对仁的理解，就是更广义的爱了，就是国君要少搞奢侈，少弄宫室车马衣服，从而减轻民众负担，施惠于民，民也要互相爱对方，这样社会就不再互相侵杀欺夺了。所以，墨子所强调的“兼爱、非攻”就出来了，就是没有战争，没有侵害，人人相爱的社会。每个人都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别人的身体当成自己的身体。总之，这就类似“共产主义”了。这是墨子对仁的概念的扩展。因此墨子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希望节俭、互相爱，不要攻战，不要为礼乐而虚耗财富，从而改善了民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美化了社会关系。墨子要鲁班做车轴，因为这个能帮到别人，是有利于别人的，就是一例。

最后，墨子把他的崇尚艰苦朴素、兼爱、非攻这一系列社会理念，付诸实践，就组织了一个在野的武士团体，在团体内实行他主义所描述的这一切原则，就是爱别人，帮别人，于是，成员们刻苦自砺，吃藜藿之羹(是当时流行的蔬菜，大约是蒿子杆)，不吃肉，食求无饱，吃饭用最难看的陶碗，穿短褐之衣，粗衣草鞋，不穿丝绸，住三尺高的黑乎乎的茅草房，日夜劳作不休，总之，向丐帮的“污衣派”看齐就是了。同时，团体内的人都特服气墨子的学说，感服墨子所唱的兼爱非攻等大义，于是都肯墨子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个墨家团体的老大叫“钜子”，墨子就是第一任钜子。钜子下达命令，分散全国的追随者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于是这个组织开始行动，要通过自己的组织带动全社会都实现兼爱非攻，于是这帮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意思就是帮人做好事，排解纠纷，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墨子思想发扬光大。

于是，这些被称为“热腹”的团体成员们开始闯荡江湖，去列国找各种社会问题去解决它，积极宣导墨子主义，身体力行，参与时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墨子的死去，这个团体离墨子的思想渐渐远了，而变成了古代的游侠团体。游侠在当时的定义就是爱别人，帮别人，包括帮别人消解仇恨和纠纷，使对方不要互相仇杀，与别人分享财物，自己则保持贫俭啥也没有，帮助了别人后还不矜夸自己的功劳。在这一点上，游侠观念和墨子的兼爱、非攻乃至自己保持贫俭，颇是有着联系。

这种游侠团体和游侠作风，风行战国一时，所谓游侠作风，或是“为任侠”，就是帮人排解纠纷，“损己而益所为”(不惜损失自己的财富生命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比如帮助处于困厄中的别人，这就是任侠了)，还要言出必行，不畏生死，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如赴汤蹈刃，死不旋踵。

虽然墨子的兼爱、非攻、节俭的社会思想，没有在战国时代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实现，但是这种损己利人的游侠作风，却也颇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乃至一直影响到秦汉时期。张良、袁术年少时都好为任侠。不一定会武功才叫任侠，损失自己的财富去帮助有难的别人，爱别人，帮别人，就是任侠，或者游侠。

但是，到了汉朝的时候，国家统一了，他们这种损己利人地干预各家族或者他人事务和纠纷，相当于替政府行政和裁决，越俎代庖，剥夺了政府应有的统治力，而且，有些游侠，凭借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力，也挂羊头卖狗肉地干些无耻图私的事情，于是，墨家流变出的这种游侠团体或任侠个人，不断遭到政府打击，最终慢销湮于历史。

总得来讲，墨子的思想，是一种平民思想，与贵族政治下的孔子思想互相没有什么关联，是在春秋与战国两种不同的社会状态与社会问题中各自产生的，墨子的兼爱、非攻、尚朴素，只靠着民间力量带头推行，确实也是难事，终于在后代慢慢销湮，后代皇权政治的皇帝，本身对民众是夺利和不爱的，因此也不可能真的帮着推行它，把它作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墨家一度在战国成为显学后，也就慢慢被人遗忘了。而贵族政治下的孔子思想，则容易被皇权政治下的社会所改造和继用。孔子的维护贵族阶层内的等级秩序和谐，比较易于改造为维护皇权君臣体制的等级秩序，但是由于皇帝及臣僚的侵夺国民权益的本性，也就无法仁，孔子的两个基本点的仁和礼，也就被改造成了忠和礼。而孔子其实是很少讲忠的，他讲到的忠也只是忠于职事和朋友利益罢了。所以，孔子的以仁和礼维持贵族秩序和谐，被变成了维系皇权官僚政治秩序，以忠和礼来实现，这就是后代的儒家了。

就这样，墨家的学说和他的游侠帮派，归于沉寂了，而孔子的仁礼贵族等级和谐，也被修正，孔子自己的真正思想，也随着他那个时代的特征，而翻做了历史的曾经而已。

墨子的思想中，本身还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比如他强调“尚贤”，这符合战国开始后的社会情形，但是“尚贤”往往就等于“上功”，所谓贤人，就一定是立功，能帮助国家，具体来讲，在当时列国竞争的环境下，贤人的“贤”之处，就在于能出去打仗。实际上，这些布衣，为了能够出人头地，无不希望国君出去打仗和扩张，乃至怂恿国君这么干，这样，自己方才能够立功，从而当上大官和得到富贵。最后的表现就是，国家也“尚”了“贤”了。譬如吴起，一见到魏文侯，就唆使他出去打仗，后面又鼓舞魏国领导人去向西灭了秦国。可以说，战国时代，之所以战争的残酷性开始加强，跟布衣的崛起有关。这些布衣的“贤”，为了能被“尚”，能上去当官，无不是挑拨君主的贪婪和扩张野心，从而使得列国的混战升级。从前春秋时代，君主也是贪婪的，也想出去占地盘，但是还没有布衣为了自身阶层利益的最大化，为之推波助澜，其战争还未到“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地步，春秋的战斗，多数还是华夏和南楚的种族战斗，以及讨伐不仁的国君或者篡乱的弑君犯之类的维和行动，多少还有“义”的色彩，战国则更谈不上“义”战了。

所以，墨子的“尚贤”，必然导致的是列国间的战斗升级，可是墨子同时又嚷嚷“兼爱、非攻”，这就是他矛盾的地方。要想“兼爱、非攻”，那就不要尚贤，也不要尚智，还是春秋时代那样世卿大夫世代为官，也许社会还和平一些。尚贤、尚英雄，也就等于尚了战争。这种思想体系本身的矛盾，大约也是随后的墨家走向末路，最后流于游侠，从而不知该往哪里走，最后使得墨子的学说，成为历史的遗痕，最后把尚贤以及非攻的思想，在后代的儒家中，有所借鉴体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