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客观评价，看看梁启超对此指出了什么问题

1908 年，梁启超的著作人物传记《王荆公》问世。该书讨论了“荆公之政术”“荆公之学术”，详述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得失。此书被认为是20世纪评述王安石变法最具影响力且影响最为持久的力作。

梁启超对王安石的评价具有几个特点：

第一，方法论上有突破。

历史上对于王安石的评价，特别是那些否定、批评的结论，从二程到朱熹，从元朝史臣到王夫之等，其理论基石主要是传统儒家思想，并最终落入儒法之辨、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的窠臼。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之一，将王安石变法与欧美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进行横向比较，运用近代经济学、政治学原理对变法进行深入考察，是《王荆公》与此前所有相关论著的不同之处。

第二，盛赞王安石的品德与事功。

梁启超对王安石的歌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超出此前历代人士的评价。他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把青苗法、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

梁启超还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而流俗之人诋毁王安石、污蔑王安石，和小鸟嘲笑大鹏、蚍蜉摇动大树没有什么两样。梁启超写这本书，并不是为过去的历史翻一场公案，而是要让后人知道和记住这位历史伟人。

在《王荆公》叙论中，梁启超写道：“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

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大政治家之一，管仲、子产、商君、诸葛亮等，规模都不及荆公之宏远;他推行的新政，虽不能俱谓之成，但绝不能俱谓之败。

他主张依法治国，重视经济手段，兴教育，倡修武，这类思想有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的意义。王安石为盖世英杰，却一直蒙天下之诟，可见国人素来苟且，不恤国事，遂使千年如长夜。要尽早结束这漫漫长夜，就应当弘扬王安石的改革创新精神。

第三，极力为王安石辩诬。

保守派攻击王安石变法最多的一个理由是：新法扰民，与民争利，老百姓不满意。梁启超在《王荆公》之“新政之成绩”中反驳道：“使荆公之法而果为病民，则民当呻吟枕藉救死不赡之时，势必将铤而走险，荆公虽有绝大之专制力，安能禁之?

乃宋自真仁以来，虽号称太平，而潢池窃发，犹累岁不绝，其椎埋剽掠于乡邑者，更所在而有。夫其前此固已募强悍之民，纳之于兵矣，而国内之不能保其安宁秩序也，犹且若此

独至熙宁元丰二十年间，举一切而更革之，而又以行保甲之故，不禁民挟弓弩，苟政府之设施，而果大拂民情也，则一夫攘臂，万众响应，其于酿成大乱易易也，乃不特不闻有此而已。”

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未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但局部农民起义、兵变频繁。据统计，从太宗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熙宁变法的七十七年间，平均八年一次，仁宗庆历八年间更是平均两年一次。

但神宗统治的十八年间，以及从熙宁变法到方腊起义的四十年间，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农民起义和兵变。

针对蔡京误国，而蔡京为王安石所荐的观点，梁启超反驳说，真正给本朝带来祸乱的是蔡京，能够令蔡京跻身显要位置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司马光。

司马光要废除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官员同僚都认为困难，蔡京五天就搞定，司马光欣赏他的才干，委以重任。因此，把重用蔡京的罪责强加给王安石没有道理。

针对王安石用人不当问题，《王荆公》专门论述了王安石的用人与交往，通过对三十九人的考察，梁启超得出的结论是：“即以此四十人论之，其贤才泰半，不肖者仅十之二三，其所谓不肖者，其罪状盖犹未论定也。”

李华瑞先生在《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中指出：“这是第一次全面论述王安石政治集团的功与过，迄今仍未有人继续更系统地做这项工作，尤其是为变法派的核心人物——被元史臣列入《宋史·奸臣传》的吕惠卿、章悖、曾布的昭雪是把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引向深入的一种表现。”

《王荆公》中还做了一些很细微的考证工作。比如，书中说据《宋史》记载，崔公度专以谄媚王安石为务，一次王安石如厕，他尾随王安石之后，手里拿着他的衣带，王安石回顾，疑惑不解，

崔公度却笑着说：相公，您的衣带有点污垢，我已用袍袖擦干净了，见者无不耻笑，而他自己却不以为耻。梁启超评论道：噫!不知道蹲在厕中时怎么会有人在一旁;说见到的人都笑，怎么在厕中会有这么多的人?

这真是不近情理的最污秽最卑鄙的话了，而将这写入正史，是什么用心呢?重要的是凡被王安石稍敬重的人，务必要诋毁他，把他说得不像人才罢休。

第四，指出了王安石变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梁启超指出，王安石认识到经济不振的原因在于兼并，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解决兼并问题。他就此介绍了近数十年盛行于欧美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说王安石在数百年前的中国就试图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今天的欧美仍不能实现，“荆公之所弊，惟在于是”。

社会主义是当时欧美最流行的主义之一，并传至中国，深刻影响到中国社会。梁启超把王安石变法与社会主义类比，显然是受到这一时代风潮的影响。

但梁启超是一位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他从立宪主义、改良主义出发，对社会主义持反对立场。1905 年10 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对君主立宪痛加驳斥。

梁启超则以《新民丛报》为阵地，与之论战。事实上，双方对于社会主义均存在曲解，论争的实质不是要不要社会主义，而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