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长孙无忌是怎样的人吗？没想到他也是一位文武双全之人

你知道长孙无忌是怎样的人吗？

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历史人物是唐初的名臣长孙无忌。大家都知道，隋亡唐兴之时，英雄辈出，能人比比皆是，文臣有魏征、虞世南、被称作“房谋杜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武臣那就更多了，大家熟悉的李靖、李勣、秦叔宝、尉迟恭，大家不太熟悉的张公瑾、史大耐，还有被大家误会的苏定方、李道宗。这些人都是一时的人杰。但是为什么在李世民为功臣所建的凌烟阁中，排在第一名的是这位不太出名的长孙无忌呢?他究竟何德何能，能够位居凌烟阁第一呢?下面小编就和大家拨开历史尘封的迷雾，来了解一下这唐初的第一功臣!

“玄武门之变”的功劳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他的祖先是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按照旧唐书记载推断，应该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后代)，后来才改为的长孙氏。

长孙无忌的祖父长孙兕在北周做官，官当到了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平原公。父亲长孙晟，为隋朝右骁卫将军。

长孙无忌从小就爱好读书，《旧唐书》称其“该博文史”，长孙无忌不但书读的好，而且通达颖悟，富有谋略。他的妹妹十三岁“嫔于太宗”，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孙皇后，谥号为文德皇后。

隋义宁元年(617)七月，李渊起兵太原，向长安进发。九月，渡过黄河，进入朝邑(今陕西大荔东)长春宫，长孙无忌因为小时候和李世民就是好朋友，所以见李家起兵，就率部来投奔。李渊见他很有才略，就把他分给了李世民，授任他为渭北行军典签。从那以后，长孙无忌就经常随从李世民征战，成为李世民的心腹人物。因为长孙无忌屡立功劳，所以因功擢任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

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天下时屡建大功，位望隆重，这样就威胁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地位，于是他们兄弟之间围绕着储位，就暗中争斗，这种争斗渐渐的愈演愈烈。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太子李建成以攻击突厥为名，想要乘机调出秦王府精兵猛将，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谋杀秦王。长孙无忌见形势十分危急，极力劝说秦王先下手为强，杀掉太子。《旧唐书》中记载，长孙无忌是一个劝说李世民下手的人。

“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哉?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于草泽，不得居王左右。”

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让长孙无忌等把房玄龄、杜如晦召入王府，共商对策。经过筹划后，决定先发制人。六月四日凌晨，长孙无忌等随秦王李世民伏兵于玄武门。当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早朝经过此门时，突然发动袭击，成功地杀死了太子与齐王。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后，秦王李世民被如愿以偿的立为太子，长孙无忌就被升做太子左庶子。由此可见，在“玄武门之变”的整个过程中，长孙无忌应该是第一功。出主意的是他，实施的还是他，负责联络的也是他，所以说，长孙无忌的第一功，就是在“玄武门之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君臣情深成佳话

唐太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被升做左武侯大将军。贞观元年(627)，再次升迁担任吏部尚书。唐太宗论定佐命功臣，以无忌为第一等大功，又进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

长孙无忌这时不但身为佐命元勋，而且还是皇后兄长，必定会受到唐太宗的特殊礼遇，他和唐太宗的亲密程度，已经达到了出入太宗卧室而不避的程度。不久后，长孙无忌又被升为尚书左仆射，开始执掌朝政。

贞观元年，转吏部尚书，以功第一，进封齐国公，实封千三百户。太宗以无忌佐命元勋，地兼外戚，礼遇尤重，常令出入卧内。

唐太宗非常亲重长孙无忌。对长孙无忌的意见很是重视，而长孙无忌也总是能力排众议，提出独到的见解，讲几个故事，来说明一下李世民和长孙无忌君臣间的那种信任。

1.贞观元年，发生了东突厥内乱的事情，不少大臣都上言想乘机攻灭突厥。唐太宗认为，突厥君臣昏乱，不出兵就会坐失良机，但是出兵又会违背了同盟之义。李世民犹豫不定，一时难以决断，便召问宰相。萧瑀以为“兼弱攻昧，击之为善”。而长孙无忌却主张：“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长孙无忌主张的是休养生息，反对穷兵黩武，这显然是对恢复民生有着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就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同。

2. 贞观二年(628)朝廷祭祀，在南郊祭祀仪式全部完毕后，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和司空裴寂同乘金辂。这对于臣子来说，可是莫大的荣誉。裴寂推辞，太宗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我与公君臣间无少疑，使各怀所闻不言，斯则蔽矣。”并转而对群臣说：“朕子幼，无忌于我有大功，视之犹子也。疏间亲、新间旧之谓不顺，朕无取焉。”

3. 贞观七年(633)十月，长孙无忌再次被册拜为司空，位居三公。长孙无忌再三推辞，太宗总是不允。无奈长孙无忌只得让高士廉上奏说：“臣幸居外戚，恐招圣主私亲之诮，敢以死请。”太宗仍然不答应，并说，任官必择才行，若无才行，即是至亲，也不虚授，任用无忌是取其才行，“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无忌又亲自上表辞让，太宗诏令回报他说：“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由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以公功绩才望，允称具赡，故授此官，无宜多让也。”

唐太宗为了表达感谢长孙无忌的功劳，专门作了《威凤赋》赐与长孙无忌。《旧唐书》全文收录在《长孙无忌传》中，全文太长，就不全录了，摘其中几句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书看看，在《旧唐书》卷六十五《列传十五》中。

摘抄几句：“资长风以举翰，戾天衢而远翔。西翥则烟氛闭色，东飞则日月腾光。化垂鹏于北裔，驯群鸟于南荒。殄乱世而方降，应明时而自彰”。

这是唐太宗在这篇赋中把长孙无忌比喻成了一只威风的凤凰，来借此颂扬长孙无忌的功劳。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的这种感情，在历代君臣中，可以说是极为少见的。

贞观十一年(637)春天，唐太宗巡幸洛阳宫时，曾谈及隋朝的灭亡。无忌奏说：“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深以为然，当即表示说：“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这就是说，长孙无忌认为，治理好国家在于君臣同心同德，互相信任。而唐太宗深以为然，君臣之间的默契程度可见一斑!

请罢功臣袭封

长孙无忌对唐朝的功劳很多，但是最大的莫过于和房玄龄两人联名上的这封《请罢功臣袭封表》，这封奏表太过有名，所以被收录到了《文苑英华》之中。

“臣闻质文迭变，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缅维三代，习俗靡常，爰制五等，随时作教。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迨夫两汉，用矫前违，置守颁条，蠲除曩弊。无益之文，覃及万方，不易之礼，有逾千载。”

上这封表的原因是因为，唐太宗认为“封建亲贤”当是长治久安之道，所以分封了诸王之后，又要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长孙无忌被封为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长孙无忌认为实行分封有害无益，就和房玄龄一起上了这封奏章来规谏太宗。

他们的上表，首先陈述了历史上的变迁，时代变了，不应墨守成规。接着又分析了世袭刺史的弊病，指出了四中不可以的因素。

1. “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佥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

2. 或“器识庸陋”，或“情缘右戚”，搞世袭是“重裂山河，愈彰滥赏”

3. “孩童嗣联，义乖师佥之方”，他们专擅地方，就可能“上干天宪，彝典既有常科，下扰生民，必致余殃于后，一挂刑网，自取夷灭”

4. “求贤分政，古称良守，寄在共理”。如行世袭，“封植儿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

长孙无忌的这道表彰，深刻说明了世袭刺史于国、于民、于功臣之弊，剖析事理很深。太宗见了上表后，又发现功臣多不愿世牧外州，就停止了分封功臣的做法。显而易见，无忌等反对分封世袭，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防止分裂割据形势的出现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贞观十六年(642)，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翌年，唐太宗在凌烟阁中为功臣画图像，长孙无忌身居二十四功臣之首。

文武双全

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初佐命元勋，而且在文化典制方面也颇有建树。长孙无忌虽然出身于鲜卑族，但是他爱好读书，该博经史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因此他对中国古代的律法、礼仪、史学比较精通，在为唐代制定律法、礼仪及修史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唐高宗即位后，再次命长孙无忌与李勣等人撰定律令格式。

律、令、格、式是唐代律令的四种形式。据《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长孙无忌参加撰定的律令有：

1. 和中书令房玄龄等人一起撰定了贞观《式》30 卷，凡律五百条，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格七百条。

2. 和司空李勣一起撰定的永徽《留本司行格》18 卷，是“以尚书省诸曹为目，其常务留本司者”。

3. 删定《散颁格》7 卷。《散颁格》是颁行天下的律令。

4. 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据史籍载：(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参撰律疏，成三十卷。明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

《唐律疏议》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为律文提供“定疏”，也就是法律条文解释，对五百零二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并以问答形式，辨异析疑，大大丰富了律文的内容。而且该书还是皇帝亲自让修的，权威性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它不仅是唐律的注释书，也同样具有法律效能，成为唐代时期，国家的重要法典。

长孙无忌在撰定《唐律疏议》时，长孙无忌强调刑法的轻重、宽猛要适宜，《进律疏表》中记载“轻重之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泣辜慎罚，文命所以会昌;斫胫剖心，独夫可荡覆。”

长孙无忌已经认识到，严刑峻法并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所以，他崇宽简以弘风，树仁惠以裁化”。这要比隋皇朝残暴的法制统治思想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长孙无忌不但精通律例，而且熟谙儒家的礼仪。贞观十一年(637)，由他与房玄龄主持撰成《大唐仪礼》100 卷，其中《吉礼》60 篇，《宾礼》4 篇，《军礼》20 篇，《嘉礼》42 篇，《凶礼》6 篇，《国恤》5 篇，总130 篇。显庆三年(658)，他又主持撰定《永徽五礼》130 卷，削掉了《国恤》，定著299 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