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表梳理历史朝代顺序
新会战役从六月开始一直打到九月，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李定国的病一直没好，而郑成功又推诿不来，尚可喜也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他看出新会的得失直接关系着省会广州的安全，自五月间先后派参将由云龙、右翼总兵吴进忠等人率部入城协助防守。
九月，尚可喜、耿继茂还亲自带兵前往江门，加强广州南面和西面的防务。
而明军方面指挥作战的只是李定国的部将吴子圣。
李定国数万大军顿兵在新会城之下，屡攻不下，士气渐沮，军心开始出现懈怠。
甚至，军中“瘟疫盛行，士气颓萎，病死枕藉”，(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见郭影秋：《李定国纪年?附录》)李定国已有退意。
此外，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李定国这样劳师远征，久战不下，财困民穷，已犯了兵家大忌，这仗再打下去，只能把明军拖入一个战争的泥潭，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事的推进，清廷方面也不会坐视不理，满洲援军将会自北而来，李定国取胜的机会也就更加渺茫了。
十月初，李定国的病情稍有起色，他感到时不我待，决定孤注一掷，亲统大军猛攻新会——行不行就看这一把了!
十月初三日，李定国抵达新会，掘地道攻、发大炮轰、伐木填濠、用云梯攀城，各式各样攻城手段都用上来，但，欲速则不达，李定国攻得越急，守城清军必死之心越强烈，负隅顽抗，死守城池不失。
新会被围日久，城内粮食早已告罄，在李定国的急攻之下，城中清军兽性大作，大肆屠杀居民为食。《新会县志》记载：“盖自被围半载，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丧乱，未有如是之惨者也。”(乾隆六年《新会县志》卷二《编年》)
十一月初十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再次统兵入援新会。
十二月十四日，清廷发来的靖南将军朱马喇等率满、汉兵也赶到了新会。
入援的清军会兵一处，结起连珠硬寨，共同发力，向李定国军发起总攻。
战事异常激烈，双方反复拉锯，一直持续了四天三夜，呈白热化状态。
到了十八日，李定国军的粮草补给出现了问题，终于不支，全线溃败。
清军趁胜追击，李定国军自高州退入广西，此前所收复的广东州县和部分广西地方再次沦入清方之手。
第二次广东战役与第一次广东战役不同，第一次肇庆之战时间较短，退兵时是审时度势后的主动后撤，兵力损失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次新会之战旷日持久，兵力、财力、辎重、粮草，耗费巨大，退走时乃是被动的战败而走，被清军在后追击掩杀，死伤无数。
所以，经此一役，不但李定国精心筹画的恢复广东、进取江南战略完全失败，他的兵力也损失殆尽，短期内再也无力组织起重大战役，南明复兴的希望就此破灭。
郑成功所派出的援师虽然一路磨磨蹭蹭，但诚如郑成功在信中所说“兹届孟冬， 北风飙起”，正值顺风，无论这支援军是如何的刻意拖沓延迟，老天爷还是在十二月初把他们送到了距离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的佛堂门外。
林察虽然侦知李定国正在新会与清军激战，他还是按兵不动，在佛门堂逗留不前。
这一逗留，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竟然逗留到李定国大军战败西撤后的第二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 年)五月，这才拍拍屁股，施施然返回厦门。
明末第一名将李定国如不是被放鸽子，或许大明复兴有望
无论是明方还是清方，从留下的档案和记载来看，在李定国发起第二次广东战役期间，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
其实，郑成功寄希望于能与清廷达成“比于高丽”和谈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清廷始终只同意许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
而在和谈破裂时，郑成功也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里尽吐真言：“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
显而易见，他的内心想法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
他也曾经跟随郑芝龙一起投清的二弟郑世忠写过一封信，信中明确表示：“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见杨英：《先王实录》)
他说了，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绝不能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
所以，他所说的明臣，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
不过，随着清廷在北京龙庭坐稳，北方统治日趋巩固，郑成功坐地要价的资本就越来越少，在内陆，他将难有立足之地。
这，就是他的战略眼光远不如李定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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