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的故事，是整个明末江南名士群体的人生缩影

历史中真正的唐伯虎并不像影视剧作品中展现的那样潇洒快活，真实的唐伯虎运气崎岖，境遇悲凉。

一、江南才子唐伯虎，仕途横断，郁郁而终

唐伯虎出生于江南苏州府吴县，家里开着一间小酒馆维持生计，凭据古代“士农工商”的社会阶级排序，开酒馆的唐伯虎一家既不是商贾豪富，也不是王谢望族。

为了光耀门楣，唐伯虎的父亲对儿子寄予厚望，惟愿他以后能够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幸而唐伯虎十分争气，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勤学，16岁就考取了秀才，整个苏州城为之惊动。

本是开挂般的人生 ，可偏偏天意弄人，25岁那年，唐伯虎进入了人生的分水岭。

世事大梦一场，人生几度秋凉，先是父亲去世，尔后母亲、有身的妻子、妹妹都一一离他而去，亲人的离世，家道的败落，唐伯虎的人生遭遇重创，他开始终日借酒消愁，颓废过活。

幸好，厥后在挚友祝允明的勉励之下，唐伯虎重新振作，准备到场科举考试，大展宏图。然而运气多舛的是，唐伯虎陷入了科场舞弊案，被人诬陷行贿考官，即便厥后事情真相明白，唐伯虎却也无法再次踏入仕途，因为他被剥夺了到场科举考试的时机。

自此以后，唐伯虎万念俱灰，他将一腔怨愤寄情于山水之间，四处游逛。随后回抵家乡以卖画为生，平日里流连于风月场所，饮酒狎妓，纵情声色，以纾解心中苦闷。

45岁那年，宁王朱宸濠网罗天下名士，唐伯虎做了宁王贵寓的幕僚，原以为可以就此施展理想，没想到宁王并非善类，他鱼肉乡里，还谋害造反。

为了脱身，唐伯虎不得不装疯卖傻，以求自保，今后他天天穿着破衣烂衫，满嘴胡言乱语，居心作出痴傻状态。

宁王见他这般疯疯癫癫，放浪无形，便以为他真的疯了，这才同意放他回家。

回抵家乡的唐伯虎，处境日渐艰难，他年迈多病，穷困潦倒，朋侪将他安置在一个简陋的茅屋内生活，院内种着桃树，他便把这里称为“桃花庵”，然后就在那写下了那首举世闻名的诗《桃花庵歌》——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希望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好汉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当属“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而这句诗也恰好是唐伯虎，甚至是整个明末江南名士群体的人生缩影。

二、明末江南名士恣意纵情的生活状态

江南名士旷达野逸的生活态度，是社会、历史、文化相加造成的效果。明代中叶以后，朝廷中党争猛烈，政治情况险恶，江南士人屡遭政界的倾轧和贬抑，连续不断的打压，导致江南士人萌生了退隐的想法，他们不再追求入仕，而是希望获得品茗、赏卉，饮酒品茶、悠游林下的闲适生活。

好比明末文学家陈继儒，他二十九岁开始隐居在小昆山，关门著述，对社会盛行的仕学和政界不屑一顾，在著作《小窗幽记》中，他曾写道：“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另有明代著名文人徐渭，他是一个多才多艺并有着满腔韬略的文人，却因为科场不顺，无法致仕，这种遭遇使徐渭发生了深痛的忧愤，他发狂成疾，甚至一度自残。

另外另有才子杨慎，他本少年得志，自负有经世之才。但因为孤直进谏，冒犯了天子，被贬成一介平民。耿耿愚忠为自己带来大祸，他对此不解又不满，今后放浪形骸，以佯狂玩世的心态过活，经常插花堆髻，偕妓游行，如此特别行径以掩盖心中悲愤。

厥后，这些逃离政界的晚明浪漫名士，从宣扬真性情和“性灵说”的角度，创作了大量新式文艺作品。汤显祖的戏曲、公安三袁的诗文以及陈继儒、张岱的小品文，都是这一时期的举世著作。

在他们的文章中，不再以心系天下，激扬文章作为己任，而是以风恬云淡的生活态度和小我私家感受为主，这与前人动不动发思古幽情，表达政治情怀的文章有很大差别。

另外由于江南一带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蓬勃，物质供应富厚，士人世俗化的倾向越发显着，他们游山玩水、狎妓放浪，这种民风在士人之间相互影响，蔚为壮观。

明崇祯时期，江南名士与妓女的关系日渐亲密，与妓女有来往的人很是多，且规模相当广泛。而在来往方面，名士与妓女关系是现在而自由的，他们在人格上趋向平等，情感中也十分融洽。钱谦益、柳如是，冒辟疆、董小宛都是那一时期有名的才子美人。

以上就是明末江南名士的生活状态——纵情声色，于诗酒花茶间取乐。

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他们变得狂放不羁，甚至显得有些“堕落”呢?

其实一切都是因为时代的造就——一个政治开明、思想纯正的时代，士人的精神不会消耗在衣食住行，优游玩乐这些方面;但在一些政治庞杂，思想离散的时代，于政治上无前途可言，士人就会退而求其次，在生活领域追求人生的意义。

三、为什么明末江南名士会选择放浪不羁的生活态度?

在我国古代，文人名士在儒家教育的影响之下，往往认为只有进入政界大展拳脚，才气实现自我价值。正如唐宋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经国大业、不朽功勋一样，明末江南才子们也以为只有治国、平天下才气施展理想。

然而在明代中叶以后，权要团体内部日益腐蚀且矛盾猛烈，文人雅士们在仕途上多数郁郁不得志，有些人纵使学富五车，也没有入仕做官的时机。

由于政治前途黯淡，这些江南名士们过剩的才情，便只好宣泄于棋酒声色的快乐之中。

然而放浪形骸对他们来说，也并不是真正的追求，只是派遣心田苦闷、逃避前途昏暗的一种方式。他们之所以在行为上做出逾越儒家正统的事情来，其实就像唐伯虎本人作过的一句诗词一样：“老向羽觞棋局畔，今生甘分不甘愿宁可”。

无法进入仕途施展理想，这些名士只能和青楼艺妓结盟，将全部精神和兴趣投入进风月娱乐。

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江南名士们放弃了先前汲汲于名利的政界追求，融入到世俗社会中来，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潜移默化地浸润着市井社会，才造就了江南具有文化韵味的生活。

可以说，明末清初江南生机勃勃的时代画卷，和这些名士们勇于逃脱世俗看法的拘囿有很大关系。

所以，明末江南名士的生活姿态，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的自由和文化的开放，于我们后人而言，这是一笔庞大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