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朱子理学的历史命运如何？

朱熹以及朱子理学之历史命运，可谓两朝天子两重天。

对于朱熹以及朱子理学来说，宋宁宗的时代，基本上是暗无天日。宋宁宗即位后没有多久，作为宋宁宗的“侍讲”，朱熹就名列“逆党”，一贬再贬，其罪状有十条之多;理学也成了“伪学”，或曰“专门之学，流而为伪，空虚短拙，文诈沽名”，或曰“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摇动上皇，诋毁圣德”。因为“禁用伪学之党”，朱熹的著述，包括《四书集注》，“为世大禁”。以科举取士，凡“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即便“乡试”也“必令书‘系不是伪学’”。朱熹是继儒学之大统的，在宋宁宗时代，却是硬把朱熹以及理学，与孔孟之道割离开来。甚至有人仿孔子诛少正卯之例，提出对朱熹“加少正卯之诛”。魏晋时期，钟会要司马氏置嵇康于死地，援引的先例是“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这或许还有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为借口，朱熹却终生致力于弘扬孔孟之道，对朱熹“加少正卯之诛”，连这样的借口都找不出来。

朱熹被列入“逆党”，朱子理学被当作“伪学”，只为朱熹的两次进言。第一次进言，是作为宋宁宗之侍讲在为宁宗讲课之后，上了一道“奏疏”，说：“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臣，移易台谏，皆出陛下之独断，中外咸谓左右或窃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乱矣。”谁都听得出来，“或窃其柄”的“左右”，说的就是韩侂胄。这正是宋宁宗“倚任侂胄”之时，便以“悯卿耆艾”为借口，罢了他的侍讲之职。第二次进言，则在赵汝愚十分蹊跷地“暴死”之后，“家居”的朱熹，因“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带从臣职名，义不容默，乃草封事数万言，陈奸邪蔽主之祸，因以明赵汝愚之冤”。自此，朱熹不仅“落职，罢祠”，而且引发对于所谓“伪学”的新一轮围攻。

朱熹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在宋理宗的时代，已在九泉之下的朱熹以及朱子理学，却是如日中天。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正月，朱熹被“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朱熹被“改封徽国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朱熹被“诏恩从祀孔庙”。此后，朱熹便被后人顶礼膜拜，配享“冷猪肉”了。与朱熹一起“升天”的就是朱子理学。《四书集注》已成士人的必读之书，以科举取士考的便是朱熹的学说，在宋宁宗朝成为禁区的朱子理学，在宋理宗朝俨然被奉为圭臬。

朱熹以及朱子理学在宋理宗朝如日中天，与权臣史弥远有一定的关系。此公名声不好，他在诛韩侂胄于玉律园后，起用韩侂胄当权之时受压的理学人士，抬高朱子理学的地位，不无改善自己形象，争取理学人士之拥戴的考虑。所以在韩侂胄被诛后的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便分别由“诏赐”朱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谥号为文、元、纯、正、明，朱熹在去世八年之后成为“朱文公”。宋理宗供奉朱熹，也不乏与史弥远相似的考虑。他毕竟系史弥远矫诏而立。如果说，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正月朱熹被“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有史弥远在起着作用，那么，史弥远去世八年之后即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朱熹被“诏恩从祀孔庙”之举，同样烙有史弥远的印记，与朱熹一起被“诏恩从祀孔庙”的，正是此前与朱熹一起被“诏赐”谥号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

朱熹在宋理宗朝被奉为圭臬，从宋理宗“诏恩”朱熹等人“从祀孔庙”时所说的那番话中可见一斑：“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说“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使宋代的理学撇开孟子之后的诸多儒学大家经学大师而与孔孟之道对接;而“中兴以来”，使《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书“本末洞彻”，使“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的朱熹，则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难怪，连当代的蔡尚思教授都说“中国古文化，孔丘与朱熹”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孔夫子是被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权势者们既然可以把你捧上去，自然也可以把你摔下来。朱熹以及其朱子理学两朝天子两重天的命运，充分说明，不论是圣人还是圣经，都只是权势者手中的面团，他们爱怎么捏就怎么捏;不管是经学还是理学，在权势者的手中，都不过是一种工具以至导具，或吹或捧或打或压，都不需要任何理由。不要说两朝天子两重天，即使同是宋宁宗，对朱熹“有可以开益帝德者馨竭无隐”之言，也曾“虚心嘉纳”的，只是在朱熹“讲毕奏疏”触及其“倚重”之人，才拉下脸来的，原先“虚心嘉纳”之言，立马成了“伪学”。

宋理宗在宝庆三年(1227年)正月，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时有诏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他将朱熹奉为圭臬之后，可曾真的“有补治道”?朱熹在《孟子集注》中说：“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然而，就在宋理宗朝，史弥远、贾似道这样的“乱贼”接踵而至，且都曾有“僭越”之举，哪有什么儒学或理学之“礼”?朱熹曾言：“今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等数年之后，国富民强，徐起而图之。”在宋理宗奉理学为圭臬后，不仅没有“立纪纲，厉风俗”，更没有“国富民强，徐起而图之”，以至使赵宋王朝再也不能苟延残喘下去。

有论者在称颂宋代那种具有“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之美”的“虚君”时，借余英时的话说，这不是程颐“一个人的想法，而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然而，就在这个宋代，连程颐都被打入“元祐奸党”，连朱熹都被打入“伪学逆党”，连以程朱为标帜的理学本身，也只是权势者手中的面团，他们爱怎么捏就怎么捏，“理学家的共识”又能有什么作为?

《生活.创造》2015年第1期 《雨花》第5期发表时为《从“文诈沽名”到“有补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