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表梳理历史朝代顺序
在晚清挨打不断的耻辱史上，爆发于1905年的“日俄战争”，堪称叫多少国人耻辱到扎心的一仗：日俄这两只“虎狼”动员近百万陆海兵力，在中国东北沿海大打出手。速射炮机枪手榴弹等新式装备与全新战术，叫各国军事迷津津乐道。获胜的日本一方，20世纪时还拍了一堆经典影视剧炫耀此仗。而作为“主人”的清政府呢?却只是乖乖站一旁，乖乖看着热闹。如此窝囊到家，堪称世界近代战争史上的奇景象。
但这么一段窝囊历史，后来却也惹来一些“新解读”，一个流行已久的说法是：大清丢人现眼不假，但国土保住了啊。所以算起来，“输了面子”的大清，也算是日俄战争的大赢家嘛。
那“窝囊”的清王朝，到底算不算“赢家”?那就要先看看，日俄战争前，清王朝火烧眉毛的东北边疆局势。
一场“庚子国难”，八国联军端了北京城，清政府吐血咬牙签下《辛丑条约》，可这奇耻大辱，比起同时期的东北局势，又算是“小儿科”了：“八国”列强之一，在《庚子条约》里敲金分肥的沙皇俄国，还顺手趁火打劫，喊着“黄俄罗斯”的猖狂口号入侵东北，一路不停制造屠杀血案，更在占领奉天后，强迫清政府签订《增阿暂章》，妄图拿到东北的驻兵权。作为清王朝“龙兴”之地的东北大地，眼看就要成了沙俄的“后花园”。
如此危局下，刚刚遭受重创的清政府，没能耐跟沙俄叫板，只能忍气吞声谈判，同时求助列强“调停”。虽然清朝驻俄公使杨儒拼上老命力争，终于叫沙俄在内外压力下答应了《交收东三省条约》，但条约执行到1903年，沙俄又耍了赖，拒绝继续执行该协议。清政府除了“敦促”，几乎已没招可用。而另一个“邻居”，却比清政府还着急：日本!
早在甲午战争时，日本就把辽东半岛当作囊中之物，可甲午战争后一场“三国干涉还辽”闹剧，却逼着日本吐出了到嘴的肉。这次沙俄在中国东北吃独食，日本又哪能坐视?从1903年7月31日起，日本就与沙俄围绕东北问题展开谈判，双方军队也剑拔弩张。刚在沙俄那里受够了气的清政府呢?也确是兴奋了几天，甚至云贵总督丁振铎等人还热情建议，要求清政府“联日拒俄”。但悲哀的事实是，面对这场在中国本土开打的大战，清政府什么也做不了。
当时的清政府，不单军事经济实力损失惨重，一纸《辛丑条约》，更把中国大地，推到了列强宰割的境地。以“利益均沾”的原则，大清各地都被列强划分了“势力范围”，连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都驻扎着英法意列强的军队。西方各国既不想看到日俄独霸东北，更不想看着清政府借这事儿雄起，所以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卿还特意致函美国驻华使馆，“建议”清政府实行中立。
这种情况，就好比一群强盗打进一户宅院。其中两户强盗因为分赃不均，当场大打出手。其他的强盗呢，则是一边“看热闹”，一边摁住宅院主人，警告宅院主人不要多管闲事。大清朝，就是这个可怜的“宅院主人”。
所以说，以这形势说，清政府的“中立”，既不是骨子里怂，也不是什么深谋远虑，就是在列强的淫威下，乖乖听话缩一边。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如此。
而等到日俄两家打的精疲力尽了，在列强的“调停”下开始谈判。作为“主人”的清王朝呢?依然被人排斥在外。日俄近三个月的谈判期间，清政府外务部就哀叹“日俄直接议和，不容他国干预……我若派员前往，其势亦难掺入。”甚至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都已经达成《朴茨茅斯和约》，清政府对此都一无所知。直到三天之后，清朝驻俄大使才在俄国报纸上，看到了“和约”的详细内容。
“分大清地”的谈判，都把大清踢一边，这“中立”，很彻底。
当然，就《朴茨茅斯和约》的内容说，日俄战争期间双方占领的东北土地，都要“交还中国接收”。乍一看来，大清的“收获”也很大，算是“赢家”。
但实际执行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交还中国接收”是列强间妥协的产物，可到嘴的肉怎能真交?别看日俄战争分出了胜败，可是清政府的实力，却是哪家都得罪不起。人家谈好了，再把清政府招呼过来“交接”，其实就是逮着清政府继续宰。《朴茨茅斯和约》三个多月后，即1905年12月22日，日本就逼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交接”走了先前俄国在旅顺大连等地的所有特权。
这也就意味着，俄国固然撤军了，但相关的利益，都“倒腾”给了日本。“中立”的大清朝，除了名义上的“接收”，其实还是两手空空。
而且也正是借着日俄战争的威慑，日本除了“交接”了俄国的特权外，还附加了许多新特权，比如在东北十六地通商，经营奉天至安东的铁路，在东北设置“铁路守备兵”。特别是“铁路守备兵”这条，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被日本人钻足了空子，成了他们建立“关东军”的最重要“法理”。
单看这几条，好些俄国在东北之前撒泼耍赖都没拿到的特权，这之后全被日本收入囊中。东北大地的“俄国狼”没赶走，又平添了“日本狼”。被宰割的命运，依然没有变。这样的结果，哪里是“输了面子赢了领土”?简直是全丢光。
而且单看日俄战争后五年，清政府的一些无奈事，就知清政府损失多惨重。为遏制日俄侵略，1907年清政府曾计划修建新法铁路，但这么一件合理合法的事情，就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在日本的无理阻挠下，英美列国也表达了支持日本的态度。一条原本对东北建设有重要意义的铁路，就这么不了了之。修条铁路都这样难，何况其他?
甚至1908年，清政府还曾与美国的金融巨头合作，计划建立“东三省银行”，对抗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但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美国和日本在对外扩张方面达成妥协，两国反而联合干涉，叫“东三省银行”计划也成了空文。
建银行修铁路这样的事情，就这样都被日本卡在喉咙上，《朴茨茅斯和约》给中国东北带来的危害，由此可见。
当然，也许清政府在这场战争里的“中立”，以及日俄战争后的种种受制，透着太多的无奈。可是，再看看晚清年间，清王朝越演越烈的腐败，水深火热的国计民生。这样一个成了列强案板上弱肉的王朝，又哪有什么“知耻而后勇”的勇气。
所以，放在当时以及后世的有识之士眼里，一场日俄战争，哪里是什么“外交胜利”，只是“弱国无外交”的深深悲哀。也正是这样的悲哀，叫当时多少热血未凉的年轻人猛醒。比如在美国，即将成立自己的机械公司，过上富足美国中产生活的华侨青年冯如，就在日俄战争的耻辱面前做出决定，毅然倾家荡产投身航空研究里，成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而在日本，目睹日俄战争悲惨影像的鲁迅，也愤然放弃了成为医生的梦想，走上另一条千难万难的路……
还有更多与他们一样的人，在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后，决绝地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开始了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人生。所谓“外交胜利”论，却是对那么多英雄们，一种无知的亵渎。
一个世纪后，回看“日俄战争”的前前后后，依然可以痛感那个落后挨打的时代，中国任人宰割的创痛。明白这样的创痛，才能明白，当年是一种怎样强大的力量，支撑了那些仁人志士们慷慨无悔的选择。
参考资料：孙昉《试论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宋莉莉《日俄战争后清政府挽救东北危机局势的外交努力》、《张学良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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